作为民国成立的基础,辛亥革命一直是民国历史撰述的重要主题。在民国初期,自革命成功之日起,相关历史著述就层出不穷,其中很大一部分是亲历者的撰述。革命党人、立宪派士绅、前清官僚都亲历了这场革命,由于政治立场的不同,与革命的关涉程度有别,他们的撰述存在很大的差异。革命党人因为革命宗旨趋于统一,而且长期从事革命事业,与各地的革命同志互有联络,多数还不同程度地参与过全国性革命组织同盟会,所以对革命的国家性认同度较高。临时加入革命阵营的士绅与官僚则更重于革命的地方性,多数强调自身对推动地方革命成功所做的贡献。但是,革命党人的叙述也表现了革命党内的地域隔阂,以及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的争夺。在湖北和云南,地方官方机构组织亲历者合著革命史,湖北革命实录馆希望突出国家性,结果却被中央政府压制,最终还是回归地方革命史叙述；云南光复史编纂局一方面在具体叙述中处处突出了本地革命的地方性,一方面又向中央表示忠诚,在总结革命特征时,刻意表明本地革命也具有国家性。最能体现革命的地方性的是地方志,地方志中叙述的革命呈现出两种面相,一种是认可革命的正面意义,但在叙述本地革命时,注意突出地方势力在发动革命以及掌握地方政局走向时的主导作用；一种是认为革命对于本地来说就是一场满是匪患与兵灾的祸乱,是地方士绅帮助解决了这次混乱。在这些方志的叙述中,革命的地方性压倒了国家性。在将地域范围从地方拓展到全国后,辛亥革命全国史专著在论述全国革命的缘起,革命全局进程时体现了一定的国家性。但在论述各地方的光复进程时,各论著仍然是以地方性为主,呈现出来的依旧是无统一领导的各地独立光复的局面。至于临时政府的建立过程,这些论著一方面显示了地方政府走向全国联合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也突出了组府过程中不同地域集团之间的争夺,国家性与地方性始终是交杂在一起的。教科书则是全国史论述的一个特殊类别,由于它们承担教育功能,受过中央政府的审核,加上篇幅简短,叙述时省略了大量细枝末节,只梳理了革命的大概进程,因此革命的国家性更为突出。真正建立辛亥革命史国家性叙述模式的是孙中山,孙中山在《有志竟成》和《中国革命史》中分别以个人小传和系统的革命史的方式叙述了辛亥革命史。在《有志竟成》中,孙中山视自身和同盟会为全国革命的核心,以此整合了各地方的革命史。在《中国革命史》中,他建立了从革命主义到革命方略再到革命运动的系统结构,把主义、宣传放置于具体运动之前,为从国家角度收编地方的分途运动提供了一个新的框架。但是,孙中山的叙述模式也存在缺陷：他不能具体阐释各地方的光复过程是如何体现革命的国家性的。国民党当时还推出了一些新型革命史专著,这些著作借鉴了孙中山的叙述,但只是在革命起源阶段抬高了兴中会和同盟会的位置,并没有吸取孙中山叙述的精华部分,无法形成系统的革命史叙述模式,同时也没有解决孙中山论述的缺陷。因此,一直到南京政府建立之后,孙中山奠立的国家性叙述模式才得以完善和推广,民国初期多元化的革命史叙述格局也被彻底改变,进入了党治国家权威模式主宰革命史论述的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