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民商事法律关系领域的法律制度得到进一步的深化与完善,诸如像无偿委托这类曾占主导地位的法律关系也逐渐被其他形式的法律关系所替代。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在实务中被滥用的现象十分普遍,但由于法律上的诸多空白,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审判经验来综合判断,过度自由的裁量权加之法官审判方式与工作经验的不同,也造成了此类案件判决结果不一,同案不同判的现象不仅限制了案件中的撤诉权,更会让社会公众对我国司法的公正性产生怀疑,在这种情况下,该权利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必须加以限制,唯有尽可能平衡解除权与合同有效存续两者之间的关系,才能保证该制度建立的初衷不变。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是形成权。在委托合同中,双方当事人认为合同成立的基础——信赖利益丧失时,均可善意地解除合同,而无需提供证明、承担举证责任。解除合同对一方利益产生伤害时,除不能归咎于解除方之外的情形,应当赔偿合同相对方的损失。域外对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研究主要集中在能否约定排除该权利以及行使该权利之后的损害赔偿范围两个方面。对于能否通过合同约定排除任意解除权各国有不同看法,有认为可约定排除的,有认为强制性规范不得以个人意愿排除的。对于损害赔偿范围考察中,德、法二国的规定较为典型,无偿委托人带来重大经济损失时才需要承担一定的赔偿责任;在法国,解除行为给对方造成损害的情况下,应当赔偿。我国《民法典》第933条规定了对合同解除权的有效行使和执行条款终止后的相关违约条款,然而,该条款并未解决目前司法实践中存在的问题,如在委托合同解除权的具体适用范围、损害赔偿的种类以及如何更好地实现赔偿。通过大量翻阅我国实务中的案例,分析后发现:在法院的裁判中,只要是涉及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的案件,法官在处理时都会显得无所适从。具体表现为法官对是否适用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说理模糊,对合同中排除任意解除权的条款效力认定不一,以及对行使任意解除权之后的赔偿责任问题语焉不详等。为了更好地保护合同当事人的权益,提高资源利用效率,以实现最终目标鼓励交易。对于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在实践存在的问题,通过聚焦本文梳理分析的百余个案例,尝试提出三项具体建议:一为确定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和一般法定解除权的适用条件,理顺两种解除权之间的适用路径。二为明确委托合同中排除任意解除权条款的效力,对该合同条款的效力应当予以确认。三为厘清委托合同任意解除权行使后的损害赔偿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