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对外担保即公司为他人债务提供担保,是大多数公司取得融资的常见方式。但是公司不同于自然人,是特殊的民事主体,其意思形成与意思表示是相分离的,所以公司越权担保现象频发。《公司法》第16条作为规制公司担保事项的规范,属于不完全法条,没有规定法律后果,使得公司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的认定这一问题,引发了广泛的争议。理论界关于公司越权担保的效力存在着有效说,无效说,效力待定说。实务界对公司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的判定也存在着规范属性判定路径,内部管理规范判定路径,法定代表人权利限制路径。正是由于上述争议的存在,《九民纪要》第17条到第23条的内容,统一了裁判路径。《民法典担保解释》在吸收《九民纪要》的内容后,在第7条到第11条内容加以完善,形成了统一的观点,采取法定代表人权利限制路径,即《公司法》第16条的本质是对法定代表人代表权限制,并不能直接用于判断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认为违反该条款构成越权代表,从而指引至《民法典》第504条表见代表制度来判断越权担保行为的法律效力。并完善了相对人善意的标准,即相对人对审查对象应尽合理审查义务。但是在对公司越权担保行为法律效力认定时,《九民纪要》和《民法典担保解释》仍然存在着不完善的地方。第一,相对人善意标准不明确。对此,应当明确相对人的审查对象,将章程也纳入审查的对象,明确相对人合理审查的标准,并且分析影响“合理”标准的因素;第二,相对人恶意时能否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对此,基于代理和代表本质的同一性,应当明确相对人恶意时,能够类推适用无权代理规则,判断越权行为的效果归属;第三,章程未规定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机构时,公司对外担保的决策权归属不明。对此,应当明确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均可以作为公司的决策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