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正在经历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迁之痛，这已被近年来高发的突发事件所印证。透视频仍的突发事件，我们不难看出媒介化社会的到来对当下中国社会生态特别是舆论生态的深度影响表现在：每一起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总是伴随着官方舆论场与草根舆论场的激进博弈和急遽交锋。课题组选取“什邡事件”发生地进行大样本实地调研并深度访谈相关当事人，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析调研数据，认为高度分野与对撞成为突发事件中两个舆论场沟通现状的显著表征。理应发挥正向舆论引导功能的众多传统媒体，受中国现行体制规制的掣肘，在对突发事件的全程报道过程中，不仅报道风格沿袭了“报喜不报忧”的固化套路，唤醒了草根舆论场对“政府与传统媒体联姻”的集体记忆，而且其习惯性缺位造成了信息传达的真空和短路，增加了官方舆论场与草根舆论场的沟通成本。另外，传统媒体对“社会冲突与怨恨”报道框架的过度运用亦消解了两个舆论场沟通的可能性。可以说，传统媒体在突发事件报道中的错位与失范成为两个舆论场沟通失衡的症结所在。本文从诠释学角度入手，认为官方舆论场、草根舆论场与传统媒体三者之间之所以存在摩擦与断裂，是因为它们之间缺乏一种具有平衡和对接意义的共通感。长期秉持权威性和“社会教化功能”的传统媒体可以尝试从逻辑、道德、美学等维度构建公民共通感，以期调试和弥合突发事件中两个舆论场的沟通罅隙，进而一定程度上弱化突发事件发生的烈度和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