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论文试图通过对40～60年代中国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与批评的个案解读，探讨中国当代农村题材小说叙事规范的形成过程。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初步确立了解放区的文艺政策和文学写作的基本规范，作家在创作中自觉遵守这一规范。然而，如何正确理解“规范”并对此有恰如其分的表现，却有一个逐步发展的过程，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还出现了一些未意料的背离或抵牾。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批评发挥了指导和“规训”的作用，通过批评来一步步校正作家的创作，从方向到艺术细节一一臧否，解释和评定作品的意义，使“规范”得以具体落实到文学创作的各个环节。作家经过文学批评的反复“规训”，逐步学会怎样恰切地表达、实现规范所确立的主题思想，逐渐造就出一种全新的文学写作活动。由此最终确立起中国农村题材小说的经典形态，使文学彻底被纳入体制化的政治秩序中。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和《暴风骤雨》开启了为现实的革命斗争服务的文学写作模式。作家以《延座讲话》指明的文艺政策和思想规范创作，实现了对乡村社会现实的革命化叙事和规范化表述。但是作品也在无意间泄漏出乡村社会的矛盾斗争与党的政策文件规定之间的裂隙，动员农民的曲折和复杂过程更折射出农民在革命进程中的被动地位。 《不能走那一条路》接续了解放区农村小说的叙事规范，深刻把握住了建国之后农民的私有观念和发家意愿与中共所要推动的集体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提炼出改造农民的小生产者私有思想的主题。作品及相关评论把农民的物质欲望和发家致富的小生产者思想与社会主义思想的冲突误读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开启了其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中一个稳定而持久的主题。 《三里湾》扩展了《不能走那一条路》所反映的两条路线斗争的主题，将合作化运动中的矛盾冲突与乡村社会的家庭、婚姻等问题紧密结合起来，通过对运动中的乡村社会秩序变化的书写，深刻反映农民心理和行为的转变。赵树理的农民意识和生活真实至上的创作思路，使得他拘囿于一时一地具体的问题，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获得对历史的感知，经验色彩浓厚，对事件背后隐藏的“历史必然性”的认识还不够充分。这使得他的写作既无法使矛盾斗争集中化，也不能很好塑造英雄人物的高大形象。 《山乡巨变》从正篇到续篇则以革命干部的眼光审视乡村世界的变化，由“上”而“下”地展开对乡村世界的描写，试图通过对各个人物和家庭在这场运动中的遭际折射出时代的变迁，进而呈现合作化运动的现实进程。作品将运动中的人物作为小说叙述的中心，充分地描摹不同农民对运动的反应，再现了他们最终转变为拥护这场运动的完整心理历程。对人物命运的书写被纳入了表现时代发展的大背景下，人物的命运与时代紧密相联，两者之间建立起同构关系。然而，外来者视角和过度的日常生活场景描写使得对立阶级的矛盾冲突和英雄人物的描写都不够“理想”，缺少“农村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的鲜明图景”和“风云之色”。 《创业史》及其修改以塑造具有新本质的农民英雄人物为根本立足点，弥合了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合理性言说与农民主观意愿之间的距离。梁生宝形象的成功塑造，有效地召唤出了新农民的主体性，使农民从被动的动员对象变为主动的历史行动者，实现了党的意志和农民的意愿合二为一的状态。但是，作者和批论家在如何塑造英雄形象的某些细节问题上依然存在一些分歧，柳青塑造的新农民身上还隐含着旧农民的影子。 《艳阳天》和《金光大道》的阶级斗争叙事语法已臻完善。萧长春和高大泉已经不再是农民英雄形象，而成为披着农民外衣的职业革命家。农民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微之处均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阶级话语对乡村日常行为和话语的渗透空前深入。强大的意识形态力量对小说叙事的规训达到难以企及的高度。自此，创作和批评的视域完全重合，文学作品直接成了宣传政策的复制品。它们构成了60年代农村题材小说叙事规范形成的完结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