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正值五四运动的第一百周年。一个世纪前,中国外交家在巴黎和会上首次对西方列强说“不”,此次外交失败触发了国内爆发五四运动。历经百年沧桑,中国已经成为国际舞台上拥有强大影响力的外交大国。然而,“忘记历史意味着背叛”,今天我们仍需回顾那段中国人被认为是“东亚病夫”,中国遭受西方列强欺压的外交历史。中华民国时期是中国外交的一个重要历史阶段,期间中国由列强侵占的半殖民地一跃成为强国之一,恢复了晚清严重受损的主权。这样的外交成就与一群拥有美国教育背景的职业外交家们密不可分,如顾维钧,颜惠庆,施肇基等。在中国内忧外患的动荡时期,他们凭借流利的英语,在国际法,国际政治等方面所受的职业训练和对西方外交的熟悉,在国际舞台上崭露头角。然而,外交官的职业和西化的举止使公众对他们的品格产生怀疑,对他们的历史评价也是褒贬不一。他们常常被抨击为“卖国贼”,或沦为外交失败的替罪羊。考虑到这一历史时期的重要性,他们的群体身份和个体差异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再者,研究中国处在不利地位时期的外交实践能够给新时期的中国外交家们以启示。因此,本文旨在研究拥有留美背景的中国外交家的跨文化身份,并探索影响其跨文化身份形成的因素。本文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选取了 15名拥有留美背景的外交家作为样本。数据资料要来源于十五位外交家的自传、口述史料、其他传记等相关历史文献,采用主题法与文本分析法进行梳理归类,在布朗芬布伦纳提出的PPCT理论框架下进行分析。将文化身份的形成作为一个动态过程进行分析,探讨哪些因素参与到了样本外交家文化身份的社会构建。本文选取的样本外交官在1911年至1949年期间皆为外交部高级官员,现有的相关研究集中于他们的个人经历和历史贡献,在他们的群体文化身份方面留下了空白。因此,本文的研究目的在于分析留美外交官的跨文化身份如何形成。对这一问题的探讨,能够帮助刻画这一时期留美外交家的群体印象,并且对未来外交人才的培养具有参考价值。本文研究发现,三个因素促成了留美外交家的跨文化身份形成:家庭背景,教育经历和历史背景。家庭背景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经济支持,对西方文化的态度以及对教育的重视。教育经历分为在国内接受的传统教育和新学教育以及在美国接受的高等教育。最后,留美外交家所处的时代,中国正经历着外交现代化迅速发展的历史进程。同时振兴中华,抗日救亡的爱国主义精神成为了时代精神。15名外交官的跨文化身份体现在“外交家职业精神”,“西方化”和“国家主义”的三个方面。他们的“西方化”主要表现在他们的西化举止以及同英美国家,以英美为主导的国际组织的亲密关系。而他们的“国家主义”集中体现在他们的外交目标。出于“外交家职业精神”,他们在维护国家利益的方法上他们倾向于渐进主义方法,并且不介意短暂的让步,这与公众的期望有所出入。总而言之,本文发现样本外交家的跨文化经历给他们的职业生涯留下了永久性的印记。他们的跨文化身份正是当时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必需品,也是他们常常被误解的原因。在整体上,他们是一群为中华崛起而奋斗的爱国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