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所带来愈发严重的环境污染和资源浪费问题成为我国可持续发展道路上的桎梏。作为我国经济中心所在、活力所在,提高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效率众望所归。在长江经济带以绿色经济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进程中,如何实现以最少程度的资源投入,以及产出最小程度的环境污染,成为这其中“难啃的硬骨头”,而工业绿色生产效率能够有效反映出这一点。从过往经验来看,长江经济带由经济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性,同样需要通过政府加强环境规制得到有效解决。因此,环境规制能否以及如何影响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效率,是本文的重难点。鉴于此,本文以熵值法测度出环境规制强度综合指数,并以碳排放量,以及工业污染物排放物作为非期望产出,采用SE-SBM-Malmquist指数模型测算,并从不同角度分析长江经济带11个省（直辖市）2009—2019年间的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变化情况。同时,本文研究得出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效率相关关系的时空分布特征。最后以工业结构、技术创新以及经济发展三者分别为门槛变量,研究分析二者在不同情况下的非线性关系。研究发现:（1）关于长江经济带环境规制强度,各省总体差异先扩大后缩小,强度以“下游—中游—上游”从强到弱依次排列,上游地区的江苏、浙江两省,环境规制强度较高。（2）关于长江经济带工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变化情况,大体呈现波动式变化特征,且均值在0.85以上,下游地区均值高达1.1,较之上游和中游最高;Malmquist指数分解结果则进一步表明,上、中游地区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可提升空间较大。（3）关于环境规制与工业绿色生产效率相关关系的时空分布,二者发展虽然趋于逐渐协调,但上中下游发展步调仍未保持一致。（4）关于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的影响,以工业结构、技术创新、经济发展作为门槛变量,环境规制对工业绿色生产效率具有明显的门槛效应。（5）企业规模、交通运输与其呈正向关系,能源消费结构、对外开放程度、城镇化水平与其存在负相关关系。最后,以理论阐述和实证研究反映出的现实问题,提出相关政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