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世纪之交，奥斯曼-土耳其的知识精英发展出了一种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其目标是在长期以来缺乏民族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当中鼓吹和激发土耳其民族意识，是为“突厥主义”（Türk(c)ülük/Turkism)。1923年土耳其共和国建立之后，民族主义成为凯末尔主义的重要原则。民族主义在土耳其共和国发展的极端乃是20世纪20年代30年代初末由凯末尔主义史学家们发展出的一种土耳其民族史观，即“土耳其史观”(Türk Tarih Tezi)，它强调，世界上最早的人类出现于中亚，中亚最早的民族是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在中亚创造了最早而且最发达的人类文明;土耳其人是白种人，世界上的主要文明都来自于新石器时代末期从中亚迁徙到世界各地的土耳其人，他们是安纳托利亚最早的土著。　　长期以来，土耳其和西方的学者们对土耳其民族主义的探讨多侧重于“突厥主义”，或者对凯末尔主义的民族主义原则作抽象的考察。即令有学者涉及到“土耳其史观”，他们也并未把“史观”说清楚。到目前为止，有关土耳其民族主义的研究还停留在外部考察的层次，即仍未深入到意识形态的内部。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土耳其史观”在上个世纪40年代末被土耳其官方悄然放弃，没有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老一辈凯末尔主义史学家把“史观”看成是真理，年轻的一代学者们则认为它是完全错误的，对之不屑一顾。70年代末以后，涉及到“土耳其史观”这个问题的少数研究则显得批判有余而分析不足。对“土耳其史观”还没有来得及进行细致的历史研究，学者们就走向了“大批判”。　　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探讨了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从“突厥主义”到“土耳其史观”的发展与演变，落脚点是考察凯末尔时代土耳其民族主义形成与发展。通过综合考察20世纪前期土耳其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发展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对这些内容以及不同时代背景的比较，本文揭示了土耳其民族主义从帝国末期到凯末尔时代的演变轨迹。本文认为，只有把从“突厥主义”到“土耳其史观”的土耳其民族主义作为一个历史演变过程来看，才能发现“土耳其史观”的历史特殊性和历史地位以及“突厥主义”与“土耳其史观”之间的历史继承性。　　笔者认为，“土耳其史观”的提出继承了奥斯曼帝国末期的“突厥主义”文化遗产，即把伊斯兰教之前的土耳其历史强化并拔高，重新解释±耳其的民族传统，二者论证的思路是一致的，即都是把过去古典化和理想化;“土耳其史观”表面上也是在宣扬种族论，但其目的不在于支持纳粹式的种族迫害，而是为了对抗西方有关土耳其的历史观，借以增强土耳其民族的自尊心与自豪感，培养土耳其人的民族认同;两个阶段的不同在于，“土耳其史观”更加强调土耳其人对世界历史和文明的贡献以及土耳其人对安纳托利亚的历史权利，它明确地把民族史追溯到史前阶段（新石器时代）;而“突厥主义”主要是为了在奥斯曼—土耳其人中激发一种民族意识，对他们来说，民族史主要就是古代“突厥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