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河南坠子书“包公案”为研究对象,分析包公案故事在河南坠子书中的流变、特征以及与戏曲、文学中传统包公故事的不同表现和相互关系。包公故事常被戏剧戏曲改编演唱,本文立足于河南地方戏的基础上,从说唱文学、戏剧戏曲、说书曲艺的角度重新审视包公文学的发展、演变、接受、创新。河南坠子书与河南坠子都是中国曲艺的一种艺术形式即河南坠子,基于曲艺史料和坠子的演出实践,文中对说书、曲艺、坠子大书、坠子唱段、河南坠子书“包公案”与包公戏等的关系、概念进行界定区分。说唱文学、戏曲、曲艺等同根同源,在河南坠子书“包公案”产生之前,包公戏及包公文学都已历经千年。宋时说唱与民间传说推动了包公故事的传播,到了元代,元杂剧完善包公故事并形成特定的包公形象,明清之际公案小说的兴盛形成了汇集本《包公案》,其中最为重要的小说有《百家公案》和《龙图公案》,直至清后期,清人石玉昆的说唱《包公案》再次引起包公故事的繁盛,在河南东部与山东、安徽艺人往来交流频繁的条件下,河南坠子书“包公案”应运而生,形成了以“三大主题”为主的故事汇集的形态,河南坠子书“包公案”的形成不仅是社会思潮发展和变革的产物,也是地方文化交流的结晶。从包拯正史,到包公说唱故事、包公戏等,再到河南坠子书“包公案”,多种样式的表达传递着相同的包公文化,河南坠子书“包公案”以其独到的艺术特色,在人物形象、结构、叙事、语言、音乐唱腔等方面赋予包公文化新的内涵与时代意义。坠子书“包公案”不仅融合了包公戏当官为民、清正廉洁的主题思想,还有社会中情、法、礼、理之间的关系处理,突出表现“新人物”“小角色”,塑造一批与包公有着同样价值追求的群体形象。结合“韵文为段、散文为书”的外部结构和“以纲搭梁、挽（?）结扣”的内部结构,采用一人多角、跳进跳出、夹叙夹评、释书插书的叙事方式,将河南方言以散韵结合的形式把包公故事展示得诙谐有趣、淋漓尽致。河南坠子书“包公案”主要是板腔体结构,传统唱段中多以上下句为基本单元进行反复演唱,板式、板眼的变化增加了唱段的艺术表现,伴奏乐器主要是坠弦,辅助乐器有三弦、琵琶、古筝、扬琴、二胡等,不同区域、不同曲种改唱坠子的艺人使用道具也不一,主要是简板,也有书鼓、铰子等。作为长篇书目,坠子书“包公案”的音乐唱腔没有固定的音谱程式,呈现出相对的自由性、随机性,艺人演唱时根据自身嗓喉的情况、观众的喜欢程度适当调整说、唱部分的比重,自由、灵活的说唱形式是其一直深受广大曲艺爱好者痴迷的独特之处。在河南坠子被列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之前,河南坠子书中大量传统书目都难以搜寻,艺人纷纷改行,仅有的艺人或没有场合说唱“包公案”,或以坠子唱段为发展,河南坠子书“包公案”的传承和现状并不乐观。根据部分已版的坠子书“包公案”的相关书目《黑虎闹东京》《私访包公》等资料,结合艺人的演出实践,以滑县的朱立忠、宝丰马街书会书状元王剑侠、开封吴治社、河北王建国等为豫北、豫西、豫东、河北等地的代表人物进行分析,收集整理了河南坠子书“包公案”的传承现状、代表书目等情况。在了解艺人的传承方式与传播现状后,发现河南坠子书“包公案”的创新还需从文本着手,提高其文学性,增加新编书目的现实旨趣,规范艺人培养,平衡观众群体,如此规范化、系统化的提升,方可适应新时代的快速发展。在各种艺术形式碰撞摩擦的过程中,坠子书“包公案”也在发生自己的变体,如河南坠子艺人放下手中的简板,乐队伴奏撤出舞台,坠子书“包公案”以剧或戏的形态出现,因此河南坠子书“包公案”的研究不止于有限的田野资料收集和浅显的书面研究。作为河南的四大曲种之一（另外三个是三弦书、大调曲子、河洛大鼓）,坠子书“包公案”应该借鉴成熟的戏曲理论为河南坠子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在守正创新的理念下改编出适应更多人欣赏的新时代“包公”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