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研究旨在研究2004-2019年间普惠金融对七大新兴（E7）经济体经济增长的影响,同时以综合风险指数、政府财政开支、贸易开放度作为控制变量。普惠金融可被定义为获得合适的金融服务（如保险、信贷和存款等）的途径,这些途径被认定为是经济增长的重要驱动因素。理论上,普惠金融可以从几个方面主要方面促进经济增长:首先,低廉而合理的信贷获得成本能够提高贫困群体的生活水平。原因如下:首先,低廉的信贷成本对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有利。在能够获得成本低廉的信贷的前提下,这些群体开始规划他们各自的生产经营活动,从而引起服务和生产产出的增加。这些弱势群体的生产和服务活动增加了国民收入,从而为宏观经济增长做出贡献。从另一方面讲,这也会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水平,并进而提高他们生活水平。换言之,普惠金融能够降低贫困水平,从而促进经济增长。其次,普惠金融提升了保险产品和银行存款在全球范围内的可得性,进而使得个人和公司可以比较容易地在金融市场上筹集资金;而这反过来又会促使人们把他们手中的资金投资到金融系统中去。金融市场能够很好地将这些资金分配到经济体系中实体投资的长期计划中。因此,金融市场能够通过外部融资的便利化来缓解企业的资金短缺困境,进而降低了企业可能会面临的流动性风险,而这反过来又会促进企业进一步扩大它们的投资。此外,这一过程还会产生更多的产出和就业,进而提高了贫困阶层的收入。再次,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还可以从金融中介的视角加以理解。金融中介能够降低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从而使得金融交易便利化,进而促进经济增长。需要指出的是,由于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可能存在着相互影响的关系,因而我们很难确定它们之间因果关系的方向。一方面,普惠金融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使企业能够更容易地获得金融服务,而这在普惠程度低下的金融体系中是无法实现的。其结果就是公司的融资需求得到改善,进而促进经济增长。普惠金融有利于促进依赖外部融资的经济部门的增长。因此,高增长经济体比低增长经济体具有更高的金融普惠程度。这意味着,普惠金融能够减轻企业的融资困难,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积极的影响。在良好的金融服务体系中,贫困人口或资金短缺的群体同样有机会投资于有形资产或他们自身的教育,进而降低收入差距并促进经济增长。同样地,家庭和公司更容易获得银行服务,以及使用这些服务的女性用户的增加,对经济增长产生了强烈的积极影响。此外,普惠金融通过促进小企业的价值形成而影响经济增长,并对减贫、教育、卫生和不平等人类发展指标产生持续的溢出效应。另一方面,普惠金融也会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高经济增长往往会提高金融的普惠程度。已有的研究结果表明,普惠金融水平与城市化、收入、不平等、有形基础设施和受教育程度等社会经济和发展指标显著相关,而这些指标显然都受到经济增长的影响。本研究具有一定的理论与实践意义,这是因为它的研究结果对许多利益攸关方而言都有用。第一,研究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联对于E7经济体中的研究人员、学者、政策制定者、政府监管人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第二,本研究也能对金融机构带来好处,因为它能指出影响它们市场份额和金融效率的因素是什么。在E7经济体,对于普惠金融有较好理解并加以重视的管理人员可以更好地制定政策以提升金融机构金融服务的普惠程度,进而提升它们的市场份额。第三,提升金融的普惠水平能够更好地将流入国内的国际汇兑引导至合适的投资项目中去,进而帮助各经济体克服金融风险,促进经济增长。最后且同样重要的是,普惠金融对于减少贫困非常重要。普惠金融可以提升金融服务对贫困家庭和小微企业的可得性,进而可以使大众获得更多的提升收入的机会,并提高他们自主发展的能力;而这又会对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选择E7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的理由如下:第一,近些年来,E7经济体取得了显著的经济增长,事实上它们的经济增长表现超过了多数其他国家。第二,这七个经济体各自的GDP总量均位居世界前20名,并在全球发展中经济体中占据主导地位。E7经济体在国际资金汇入方面也位居世界前列,特别是印度（786亿美元）、中国（674亿美元）、墨西哥（357亿美元）,三个E7国家占居了全球2018年汇入接受国的前三位。一个发达的金融体系是引导这些汇款进入经济发展的先决条件,很明显,E7国家高速增长的经济表现表明它们的金融体系（包括普惠金融在内）应该比较完善。因此,以E7经济体作为研究对象,探究普惠金融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第三,这些经济体通过全球化——尤其是通过它们之间的国际贸易以及FDI流动——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因此可以预见,某一特定的宏观经济冲击将以类似的方式影响每个E7经济体。当然,在E7经济体之间也存在着足够的差异,进而使得对它们经济数据的统计分析成为可能。本研究的实证部分如下。本研究使用了2004-2019年E7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以图检验经济增长、金融普惠、综合风险指数、贸易开放度和政府支出之间的短期和长期关系。本研究使用面板单位根检验来检验序列是否平稳;使用Kao面板残差协整检验和Johansen Fisher面板协整检验检验变量间的协整关系;使用误差修正模型（ECM）检验所选变量之间的长期和短期关系;使用截面自回归分布滞后（CS-ARDL）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本研究的描述性分析部分显示了E7国家中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的平均水平。此外,它还描绘了普惠金融和经济增长的最高和最低水平。峰度和偏度的结果显示,本研究所用的数据呈正态分布。本研究使用了五种面板单位根检验方法对五个变量的面板数据进行了单位根检验,这五个变量分别是:FI（普惠金融）、EG（经济增长）、TO（贸易开放度）、CRI（综合风险指数）、GE（政府开支）。Levin Lin和Chu（2002）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I和EG均具有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水平。Breitung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I和EG均具有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水平。Im Pesaran和Shin检验的结果表明,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I和EG都没有接受原假设的单位根。ADF卡方检验和PP卡方检验结果表明,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I和EG都处于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水平。因此可得出结论,在包含所有控制变量的情况下,FI和EG变量都处于拒绝原假设的显著水平。为了确定普惠金融（FI）与经济增长（EG）之间的短期关联,我们应用了误差修正模型（ECM）。ECM检验所得到的结果表明,在E7经济体中,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显著的短期关联。具体地讲,金融普惠程度每提高1个单位,将导致GDP增加0.412个单位。此外,ECM（-1）表示向长期均衡的调整速度,其值介于1和-1之间。在本研究中,ECM（-1）的值为负且显著,表明向均衡收敛,而且每年有近21%的调整是向均衡收敛的。同样地,模型通过F检验,可以得出模型中不存在自相关问题,并且总体上来说,本研究的模型是一个最优拟合模型。CS-ARDL结果显示,经济增长（EG）与普惠金融（FI）、综合风险指数（CRI）、贸易开放度（TO）、政府财政支出（GE）之间分别存在着显著的长期关联。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交叉项FI*DUM（普惠金融*金融危机）的系数是显著的且为负值。此外,我们还使用了工业产出（IP）作经济增长（EG）的代理变量,以及使用了金融发展（FD）作为普惠金融（FI）的代理变量,分别进行了稳健性检验。两个检验都验证了模型的稳健性。再者,根据样本经济体的人均GDP水平,我们将样本分为高人均GDP组和低人均GDP组,并分别对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表明,无论在哪个组,在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都存在着显著且正相关的有关系。这意味着,普惠金融与经济增长之间所存在的显著且正相关的关系不随着样本经济体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产生质的不同。最后,我们使用Dumitrescu Hurlin（DH）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对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普惠金融、贸易开放度、综合风险指数、政府开支是经济增长的格兰杰因。总之,本研究的结果表明,在新兴经济体中,以及在更为广泛的发展中经济体中,在经济增长与普惠金融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对于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而言,本研究结果的意义在于:第一,E7经济体政府应该通过实施改革政策的办法来着手解决金融服务的普及和可得性问题。这样可以提升金融服务的可得性,进而使得更多的普通大众得以充分享受这些便利的金融服务。第二,E7经济体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应该加大政府财政开支的力度,以及通过与其它经济体签署自由贸易协定的方式来提升它们的贸易开放程度。这些政策措施都能够促进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长。最后,交叉项FI*DUM（普惠金融*危机）具有一个负且显著的系数。这意味着,在像全球金融危机这样的非常时期,较高水平的普惠金融反而使得经济增长会受到更多的金融灾难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而,新兴经济体的国家政府应该制订应对金融灾难的应急预案,以便在金融灾难发生时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广大大众受这些金融危机或其它金融灾难影响的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