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版权限制与例外制度作为著作权立法的一部分是各国立法实践中的通行做法,作为均衡著作权人与使用人权利与义务的制度,其施行起到了调节著作权人私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作用,但在司法裁判中往往成为灵活性最大、最易引起争议且难以为人理解的部分。我国著作权立法中允许在满足一定条件下对设置或陈列在公共场所的艺术作品进行临摹、绘画、摄影、录像,但并未就公共场所艺术作品的合理使用成果进行再利用是否涉及侵权进行明确的规定。此外基于我国立法模式以及法律解释等的原因,此类行为是否侵权在司法实践判定中存在较大争议。本文以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成果再利用版权侵权判定作为研究的出发点,选取了两个较为典型的案例,并简要归纳其争议焦点。此外,还通过对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成果再利用的判决书进行统计、分析、对比,得出我国司法实践中对此类案件的侵权判定特点。在对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成果再利用侵权判定现状进行一定了解的基础上,笔者得出我国公共场所艺术作品合理使用成果再利用侵权判定存在法律规定中相关概念不明、《著作权法》第二十四条第一款第（十）项与第（一）项关系模糊、“兜底”条款兜底作用不明显等问题。在实践中也存在合理使用成果性质判断模糊、判定要素不统一等问题,这些加大了此类行为侵权判定的“难以理解”与不稳定性。对形成此类困境的原因进行深入分析以后,顺应我国知识产权制度自主创新的需要,笔者试图提出一种新的判定程序与方法。在规定方面,一是提出在最新的法律解释中对目前列举的特殊行为类型进行具体的回应,或者规定更为详尽的判定规则以满足对行为是否侵权的判定需要。二是对《著作权法》第二十二条第一款第（十）项与第（一）项的适用范围进行厘清。在具体的判定规则方面,通过对合理使用成果性质的判定、依据合理使用成果性质对再利用进行侵权判定、以主观目的性作出侵权程度判定这三步过程性步骤,最终作出再利用行为是否侵权的判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