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中国的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日益严峻,并且逐渐走向低龄化趋势。2019年,大连一名十三岁男孩杀害了一名十岁少女,这一事件产生了极大的社会影响。出于缓解未成年人犯罪低龄化趋势、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以及更好地改造未成年人等一系列重要原因,我国将刑事责任年龄的最低下限调整为十二周岁。该条款的修改体现了对社会公众情绪的回应,是当前中国司法改革的进步,但是,它并未简单、统一地将所有低龄未成年人都划定到本条款中需要承担刑事责任的犯罪主体之中,而是规定只有当此年龄段的未成年人触犯了故意杀人或故意伤害这两种特定犯罪,并且造成相应的严重后果时才有可能适用本款规定,即只有满足该款中规定的所有要件时,才能追究恶性低龄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另外,虽然该条款包含了实体性要件和程序性要件,但是在这些要件的具体认定方面仍然不明确,因此,对其理解和司法适用问题进行分析和研究是十分必要的。本文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中新增的第17条第3款为研究对象,探讨该款的司法理解与具体适用问题。首先,本文提出第3款从实体和程序入手,对低龄未成年人恶性犯罪的刑事处遇问题进行了规定,但因规定不详,产生了一系列司法适用争议,例如,如何理解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这两种罪当中的“罪”,如何明确“情节恶劣”等实体要件的具体含义?以及这些实体要件之间、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之间是何关系等。其次,只有当低龄未成年人具备法定的刑事责任能力时,司法机关才能对其适用该款规定,对其定罪处罚。认定低龄未成年人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时不仅要求该未成年人要达到相应的刑事责任年龄,还要求考虑到未成年人所处的家庭、教育以及社会环境等,全面考虑各方面因素,综合认定未成年人是否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同时,在对第3款条文的具体内容进行解释时,要在贯彻落实罪刑法定原则的基础上,遵循宽严相济等未成年人刑事政策,以此达到刑法解释学与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适用的平衡。最后,在参照关于第2款条文的司法理解与适用的基础上,且遵循前述严格解释、扩张解释等刑法规范解释方法和原则的前提下,明确了第3款中所规定的“罪”是指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这两种犯罪行为,而不是指两种罪名、“情节恶劣”等实体要件和后续程序要件的具体含义,以及这些实体要件和程序要件之间的同位语关系等司法理解和适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