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先勇经历过中国台湾20世纪40年代末从大陆到中国台湾、60年代初从中国台湾到美国的两次移民活动,他敏锐地感受到这两次空间迁徙对台湾人的影响,以“台北人”和“纽约客”这两个移民群体为主人公,创作了两个短篇小说系列,即“台北人”系列和“纽约客”系列。白先勇的小说往往将个人际遇与时代与家国联系,继承古典文学“借离合之情写国家兴亡”的传统,其“纽约客”系列透过旅美华人群体在美国遭遇的身份认同危机,以及其在建构主体性文化庇护中的困惑,而“台北人”系列则在国民党政权失败、避往台湾的历史变革中不同个体所经历的巨变、失落、挣扎,表现出了特殊的现代性经验。目前学界对白先勇小说的研究,关于现代性经验的研究非常丰沛,从空间诗学展开的研究逐渐热烈,相对而言,将现代性经验和空间化书写结合起来的研究还不充分。本文以“白先勇短篇小说对现代性经验的空间化书写”为论题,针对“纽约客”和“台北人”这两个短篇小说系列,从空间意指和空间形式两个层次展开分析,论述要点包括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着重从空间意指的角度分析“纽约客”系列作品所叙写的现代性经验。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白先勇笔下的诸多“纽约客”在美国社会中感受到幻灭感,这种幻灭来自于弥漫在现代都市中的冷漠,其背后则是西方现代工具理性膨胀所导致的“理”“欲”对传统中国的“情”的碾压;（2）“纽约客”面对主流的现代西方文化,沦陷在被他者边缘化和自我客体化的困境中,产生了文化身份焦虑和认同危机;（3）“纽约客”试图重构一个抵抗异国文化的主体性空间,路径之一是搭建一个自我隔离的“铁屋”,但主人公一旦走出铁屋就迷失自我、走向毁灭,路径之二是强化族群社交圈,用类似无形的“唐人街”的文化空间用来抵御异国文化的侵蚀,但是构筑这种文化圈子的符号缺乏深刻的、鲜活的生命体认。在“纽约客”的主体性文化空间构筑方案失败后,白先勇返回到“台北人”,继续思考他所关注的“流亡者”的现代性困境和突围路径。第二部分着重从空间意指的角度分析“台北人”系列作品所叙写的现代性经验。具体从三个方面展开论述:（1）“台北人”被历史裹挟从大陆流徙到台湾,在时空断裂中努力寻找过去,但他们的人生理想和真挚的情感都在这个过程中失落、消亡,从而产生强烈的“无常感”,是为白先勇笔下流亡者们突出的现代性焦虑;（2）“台北人”为抵抗现代性焦虑所采用的策略是在陌生地域中复制“故园”,这种复制既有物感空间的,如复制身体空间和味觉空间,也有抽象空间的,如复制地理空间和营造精神世界,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当下台北的既缺席又在场;（3）分析认为白先勇对“台北人”和“纽约客”的书写,是将现代中国历史中两次离散给人的体验,提升到现代流亡者感受的创伤,白先勇把这种创伤表征为“情”与“欲”的冲突,这种创伤带给个体的生命觉知是幻灭、无常以及某种永恒的伤逝,白先勇试图通过回归“抒情传统”来缓解这种创伤。第三部分着重分析白先勇短篇小说在叙事结构上所呈现出来的“时间空间化”特点。具体从两个层面论述:（1）分析白先勇短篇小说形式形成“时间空间化”风格的来源,其一是外部影响,即白先勇所面对的台湾处于时空断裂和时空压缩,这种新的社会形态需要小说打破传统的线性叙事,以新的形式来再现现代性经验的破碎和混乱,其二是内部影响,即西方现代文学和中国古典文学的“时间空间化”特点对白先勇的影响,它们分别从“修辞策略”和“审美理想”两个方面启发白先勇短篇小说的空间化书写;（2）具体论述白先勇短篇小说中的两种空间形式。其一是拼贴画式,即“纽约客”的空间形式像毕加索综合立体主义时期绘画,将主人公的中国文化身份体验穿插到当下的西方文化遭遇场景中,其二是相册式,即“台北人”的空间形式更像相片集锦,将主人公在大陆的家园记忆凝结为一张张场景插入到当下台北生活的相册中。这两种空间形式都打乱了线性叙事,以时间空间化的叙事结构来呈现白先勇试图书写的现代性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