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业集群化发展越来越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发展产业集群已成为许多国家的核心发展战略。本文构建了基于循环经济视角的产业集群分析研究框架，基于资源有限性前提条件，面向规模经济和生态效率双重集群政策目标，从集群结构和动力机制、发展要素、集群协同创新、集群组织边界与集群规模、集群识别与效率评价、集群政策设计等方面展开研究，并结合案例分析对主要研究结论进行论证，初步形成了基于循环经济视角的产业集群组织、机制和政策研究体系。 论文主要研究工作体现在以下六个方面： （1）产业集群前沿研究文献的综述。重点从产业集群的内涵和分类、形成机理和动力机制、集群竞争优势、创新优势以及与经济增长关系、集群网络组织、集群政策以及集群案例实证等七个方面对主要研究文献进行了系统总结。在跟踪掌握了产业集群的理论研究前沿的同时，确定了引入循环经济理念这一研究的新视角和切入点。 （2）基于循环经济视角的产业集群结构和动力机制的系统研究。在对产业集群类型划分方面研究进行了系统分析和归纳基础上，选择循环经济视角，根据产业集群及其企业与资源关联程度，提出了链环依托型产业集群和网络共生型产业集群的新划分，并就该两类型集群的内涵、结构、动力机制等方面进行了比较研究。 研究发现，在链环依托型产业集群内，各集群企业按照“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循环流动路径结成链环结构。初期为链条型，发展成熟后闭环成为链环型。集群呈现明显的“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政府规划和组织推动是关键驱动因素。集群存在有限地理边界，呈现适度规模；网络共生型产业集群的集群企业和机构通过横向竞合和关联协作而结成动态嵌套网络结构，集群主要是采用自下而上机制。集群呈现有限边界和无限边界的双重性特征。集群规模有弹性。 （3）系统分析产业集群发展要素，并以案例加以论证。首先，在对产业集群一般发展要素进行了学理探讨基础上，借助波特钻石模型，对软件产业的集群驱动因素进行了剖析，论证了软件产业具备集群发展的可行性。其次，对南京软件产业集群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表明，南京软件产业形成集群的主要驱动要素都已具备，集群特征优势明显。此外，还研究探讨了优化该集群发展因素的具体路径和对策。 （4）产业集群组织边界和集群规模的初步研究。首先，分别从交易成本、组织分工这两个角度对产业集群组织边界内涵进行归纳分析。研究认为：产业集群是一种中间性组织体制，更多呈现出松散型企业集团这一组织特征。其次，通过建立基于资源共享的集群规模关联模型，对集群规模进行了初步研究。研究发现，在集群资源一定的条件下，当集群成员企业收益最大，即其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时，此时集群成员企业数量即为集群最适规模。再者，建立集群规模与资源容量、资源价格、集群企业连接成本、网络密度和基础收益等相关因素的博弈模型并进行仿真分析。结果表明：集群规模和网络密度随集群资源容量增加而增加，集群规模随着资源价格的增加而逐渐降低时存在一些突降过程。网络密度随着连接成本的增加而逐渐降低，并存在震荡过程，但同时集群规模几乎不受影响。基础收益对提高集群规模和网络密度具有积极作用。最后，提出了集群规模促进集群效应的路径选择。 （5）确定集群政策模型框架，对集群政策进行多维度、多角度的系统分析。首先，分别从集群创新、集群全生命周期（CLC）、发展循环经济模式等三个视角进行集群政策柔性化的研究与设计。提出了产业集群“五轮驱动”政策创新模型，分析了基于全生命周期的产业集群发展阶段模型，研究了基于循环经济角度的产业集群政策的延伸和深化，系统地提出了面向上述三个维度的不同集群政策应对。其次，从集群政策的宏观层次和中观层次两个角度，分别针对OECD国家和我国整体产业、爱尔兰和我国南京单一的软件产业这两个层面来对国际间的集群政策实证研究，提出了许多共性和个性化的集群政策工具和实践启示。 （6）建立产业集群识别和效率评价模型，实证研究南京制造业集群，并设计集群发展战略模型和集群规划政策。首先在区位商数法基础上，引入产业生命周期和组织网络分析工具，构建了产业理解法模型（IPM），以此对南京制造业集群进行识别评价。论证并明确了南京制造业已形成的优势产业集群和潜在或新兴产业集群，逐一分析了其不同的组织结构、动力机制、边界、发展阶段与规模等集群主要特征。其次，采用数据包络分析（DEA）法，选择多组输入输出指标，构建C2R模型，采用EXCEL中的规划求解程序对模型求解，通过效率指数对集群发展进行评估。同时还就上述集群效率评价和集群识别评价结果进行比较分析。最后，构建了南京制造业集群发展战略的伞结构模型。即以上海作为集群发展的相关性支撑，在南京都市圈内发展基于开发园区、南京区域以及南京都市圈区域等不同集群边界的制造业集群。同时，在集群规划和政策选择上，提出了遵循资源有效集约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构建面向集群的组织结构、核心企业和相关中小企业、产品生态链节以及相关支撑性服务平台的政策框架和组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