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希儒嘉措是蒙古族当代作家之一。他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创作小说，八十年代末开始创作散文。本论文主要分析和研究了他的作品《元上都探古》(散文集)。对于书中的长篇历史散文，游记，随笔等作品从多个视角多个层次进行了研究。本论文分为五个部分。绪论部分主要阐述了选题意义，即甘·希儒嘉措的散文集《元上都探古》研究的必要性和重要意义。虽然甘·希儒嘉措不是专业散文作家，但他的散文创作除内容得到极大丰富外，其意识形态和写作方法都有了新的变化，从而逐渐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即突破了单一的、死板的写作模式，并且为新时期蒙古族散文带来了新的写作形式，挖掘了作品的深层内涵。从目前研究情况来看，甘·希儒嘉措的散文比起他的小说还尚未得到全面细致的研究。我认为他的散文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新时期蒙古族散文的创作水平，所以需要进一步的探讨和研究；其次介绍了本论文所用的几种研究方法；本文综合运用对比比较，分析和归纳等方法，对甘·希儒嘉措及其散文作品进行评论与研究。运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同时期的作品进行研究并得出甘·希儒嘉措散文的独特之处。运用历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的方法，对相关的历史、社会背景和作者的心理进行了分析探讨和研究。本文最后介绍了他的散文的研究动态；从个人作品及作者研究方面，拉给苏荣的《甘·希儒嘉措及他的历史散文〈元上都探古〉》，那木吉拉王楚格《甘·希儒嘉措作品中的思愁》，青格勒图的《对生态，生存，命运的思考——甘·希儒嘉措的小说》，奥顿《对民族文化盛衰的思考》，张哈森《思考与探寻》，熬敦《历史反思与文化重建--甘·希儒嘉措散文艺术解读》等论文及文章从不同的视角分别分析了甘·希儒嘉措的作品。论文的主体分为三章。第一章：简单介绍了甘·希儒嘉措及其作品。甘·希儒嘉措是国家一级作家。曾任赤峰市文联副秘书长，《西拉沐沦》杂志主编，赤峰市作协副主席，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自1979年以来，在市，省，国家级报刊上发表各种体裁的作品上百万字，其中大部分以小说和散文为主。他的多数作品被选入各种版本的选集，部分作品被译成汉文，斯拉夫文，日文，俄文在国内外出版，并且有些作品被选入中学，大专院校的课本和日本东京大学教科书。4次荣获内蒙古自治区文学创作“索龙嘎”奖，2次荣获全国少数民族文学创作“骏马奖”，荣获首届蒙古文学奖“孛尔只斤”一等奖和全区文学创作最高奖“敖德斯尔文学奖”。第二章：主要研究了甘·希儒嘉措散文的四个写作特征。《元上都探古》散文集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蒙古族散文的代表作，主要是因为散文的独特的写作特征。首先通过比较他的小说与散文中所引用的神话来分析与说明散文中所引用的神话的特征。并且通过比较蒙古族传统历史散文和当代新历史散文总结出他的散文所独有的叙述与抒情相结合的特点。他在散文中不止引用了很多神话，传说等民间故事还引用了大量的诗歌。这些神话与诗歌使散文的思想更加含蓄，使散文的主旋律变得更让人深思。当然他的散文还带有浓厚的悲观主义意识。小说中所引用的那些神话从时间地点和人物等因素来看都不是很固定，大多都是以“很久很久以前…”，“从前有一对夫妇…。”等形式的神话与传说，相对而言，散文中所引用的神话与传说是时间，地点，人物等方面有了相对的明确性。散文中的神话与传说大概都有“雍正年间…”或“朱元璋，农民起义当年…”等等比较明确的时间。这表明由于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冲突对游牧文化带来的衰退给神话本身所造成的影响，即形式变化。散文主要以两个主导线来进行叙述——元朝的内部矛盾，瓦解，腐败及农耕文化和游牧文化的矛盾。但散文中的叙述不是单单讲述历史，而是叙述历史的同时还运用了抒情，巧妙地运用了叙述和抒情的结合。散文中一共引用了三十五首共一百四十六行诗歌。这些诗歌跟《蒙古秘史》中的诗歌有所不同，《蒙古秘史》中的诗歌是整个作品的故事情节的一部分，而甘·希儒嘉措《元上都探古》中的诗歌只是故事情节的侧面证据而不是故事情节的一部分。这样很好地避免了历史散文中对历史的重复而单一的叙述僵硬模式。甘·希儒嘉措的散文具有很浓的悲观意识。散文的悲观情怀主要来自于民族内部难以妥协的矛盾和隐藏在人与文化现象背后的悲观意识。甘·希儒嘉措以小说的主人公的死来表现小说中的悲观意识；通过历史的叙述，对皇位之争的叙述来表现散文的悲观意识。对一个民族来说，不休的皇位之争是个悲剧，这会耗尽民族物质和人力，也会导致腐败，最终会使一个民族筋疲力尽，走向灭亡。这对一个民族来说是个悲剧，也是一个民族作家的悲观意识的根源。所以可以总结出他散文的悲观意识和小说的悲观意识的区别，即小说是通过作者所塑造的主人公的死来表现对民族未来的思虑，而散文则通过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叙述来表现对民族命运的焦虑。基于原始情感活动而直面历史与现实人生的文化情怀，是一种文化失落时期忧虑与焦灼，怨怒与悲伤甚至悲剧意味的“情结”。这也是甘·希儒嘉措散文的独特之处。第三章：分析了甘·希儒嘉措散文的民族性的三个方面。对比了他散文的民族性与同一时期的其他蒙古作家散文的民族性。他的散文的民族性主要是对历史的重新阐释，多重文化内涵的表露，民族的群体意识的唤醒等三个方面显现出来的。甘·希儒嘉措通过主体的思辨过程来转换散文的精神指向。他将元上都遗址与异域景观至于更大的历史文化视野中进行关照，把现实人生还原为历史，又由过去回归到现实的景物，由历史参照现实人生，这样在历史和现在的不断交替中探索和批判了历史和现实的人物、事件和文化现象。这其中充分挖掘历史文化知识并且对它重新审视。我们以往的散文始终是一种完美化的，民族自我陶醉式的理想感觉，它所刻写的是刚毅和憨厚的民族性的光辉一面。而甘·希儒嘉措的散文主要以对民族历史与文化的重新反思和批判为主。为了拯救民族日益衰退，作者以敏锐的眼光去关照，思考和发掘历史史料，将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和历史变迁联系起来从中努力去发现历史的隐秘与本质。“如果没有‘他者’的‘镜像’，我们就无法清晰地审视‘自我’”。凭借他人的“镜像”回头重新审视自己的时候好多问题可以重新质疑和定义。为了使文化反省更加拓展，为了重新把握和清理民族文化的实质，作者对不同“他者”在自己历史进程中经过的特殊形态进行考察，并且首先立足于本民族特质文化，超越单一的民族文化来构筑自己的文本结构，重塑不同质的民族文化参照系统，以此来把握不同质的思维方式看待自己和思考自己民族的未来。作者在他散文中放弃个体情思，以寻求群体命运为旨归。20世纪80年代由于社会的急剧变革，经济秩序的重新调整，强烈冲击着少数民族的既有的生活秩序和文化传统。并且母语与原生文化大抵陷入一种被“他者”“同化”甚至“异化”的内在紧张；到了80年代末由于文化身份的尴尬与紧张，从个体“小我”的自审转向了群体(民族集体)“大我”的自审。开始从文化形态上反自虐，反自毁，强调了自强的民族意思。结语：总结了甘·希儒嘉措散文的写作特征和民族性。他的散文的写作特征由引用神话，传说等民间故事，巧妙结合了叙述和抒情，在民族历史与现状的参照中产生悲观意识等各方面表现出来的。而散文的民族性由“他者”的“镜像”中重新阐释自己民族历史，并且通过“他者”的多重文化参照重新审视自己的文化，从而放弃个体“小我”的自审，唤醒民族群体(民族集体)“大我”的自审，强调了自救自强的民族群体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