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分别于2013年和2014年开通了信息披露“直通车”,交易所的监管重心也随之后移,问询函监管制度作为事后监管的主要途径,在资本市场中出现的次数也愈发频繁。此外,十九大明确要优化政府职能配置并要“创新监管方式”,而且在资本市场的监管取向、监管模式、监管手段等各方面转变的大背景下,证监会的核心也逐渐转变为“放松管制、加强监管”,强调“要充分发挥交易所一线监管的作用”,从而提高资本市场的监管水平、维护投资者的利益和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本文首先在介绍研究背景的基础之上,对交易所问询函监管和公司治理的相关文献进行了阅读和整理,分析并总结出两大领域的研究现状、交易所问询函发挥外部治理效应的路径;其次,以深交所监管贝因美为案例,追溯深交所监管事件始末,找出案例公司被问询的原因;再次,运用系统动力学的方法,构建交易所问询函外部治理模型并进行仿真运行,探究问询函监管发挥外部治理效应的关键影响因素和路径;最后,提出能够提高问询函外部治理效应的建议。本文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问询函会导致净资产收益率的下降,影响公司治理绩效,问询函对上市公司起到了约束作用;收函数量、问询数量、问询内容和媒体报道是问询函外部治理系统的关键影响因素,这四类因素会引发审计师、债权人以及投资者判断的变化,从而使他们参与到公司治理当中来,使得问询函的外部治理效应得以发挥。本文的创新之处有两点,一方面,在研究问询函有效性的基础上,以问询函对上市公司的治理效应为研究内容,发现了问询函外部治理的路径,在完善我国现有的监管思路的同时丰富了公司治理的内容。另一反面,不同于单要素治理研究,本文从复杂系统的角度,将投资者、债权人、审计师等外部治理要素同时纳入到问询函外部治理系统中,在动态影响中考察问询函的作用路径,对于促进我国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