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犯兼有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双重特征,违反“国家规定”的事实在构成行政违法的同时也可能构成刑事违法。逻辑上首先存在对行政规范的违反,其次才可能存在对刑法规范的违反。行政违法是刑事违法的前提条件,刑事违法从属于行政违法。行政规范与刑法规范的冲突有形式冲突和实质冲突。行政规范作为前置性规范嵌套在刑法规范中并成为刑法规范的构成要素,这种复合性结构使得行政规范与刑法规范存在包容关系与交叉关系的逻辑冲突。而冲突的实质则存在于两种规范间构成要素与要素内容上的不同,或是要素与要素结合方式的不同。造成冲突的原因可以归为两类,在规范内部由于援引规范位阶混乱或前置性规范不明确造成的违法性判断标准和解释论的争议;在规范外部由于不同的立法目的或价值立场而存在正当性与合法性、规范与法益、合法性与合理性间的争议。行政规范与刑法规范冲突的核心在于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冲突,以什么样的标准来划分行政违法和刑事违法的界限,德国刑法学界从法益保护的角度提出了质的差异说,量的差异说和质量折中说。日本刑法学界根据违法性判断标准的不同产生了一元论、多元论的纷争。《刑法》自颁布以来行政犯在刑法规范中所占比重日趋增大,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的界限更加模糊,冲突引发的案例越来越明显。陆勇假药案所反映出来的医药秩序与生命权利之间的冲突最终以利益平衡的方式予以了出罪处理;毒豆芽案反映出来的违反行政法禁止性规范的行为是否构成刑事违法的争议最终以行政违法与刑事违法间不存在必然性予以了无罪认定;于润龙非法经营（黄金）案因行政前置性规范的缺失而不构成犯罪;河北大妈赵春华涉枪案虽以缓刑结案了,但福建小伙买卖仿真枪案中对“枪”的认定标准与社会危害事实间的冲突尚在再审中考验着司法者们的智慧…刑法的功能既有社会秩序的保障功能,又有人权保护功能,刑法的核心目的在于实现正义。刑法对行政法的从属是调整对象的从属,行政法上的合法行为在刑法上一定是合法的。刑法的独立性是违法性判断标准的独立,行政法上的违法行为,并不一定构成刑事违法。刑法的体系地位是法律中的法律,当其他部门法不足以实现其法律目的时刑法是最后的手段。一方面站在“理念世界”思考规则的应然性时,总希望从法秩序统一论、一元论、从形式解释的角度、从事实与规则固有的内在因果关系的逻辑中演绎推导出一些普适的和效力不变的结论,并把这些具有普遍性的结论运用到具体的个案之中;而另一方面当站在“经验世界”面对事实的实然性时,又总想借助现实主义的认识论、多元论、目的论,从实质解释的角度,把无牵连的因素巧妙地勾连起来,从逻辑上的无关中创造出意义的相关,把自己从对绝对性和普遍性结论的追求幻想中解救出来。法律必须稳定,但又不能静止不变。它既不能被简化为纯粹的程序性复制,又不能缺乏统一的合理性判断。它即要求对刑行冲突进行学理或知识上的审慎界定,又要求对刑法承载的价值目标和利益进行社会化的兼顾。逻辑的或法解释学的方法是认识刑行冲突的最基本的方法,要保持法律的安定性和持续性就必须运用逻辑的方法,但纯粹的逻辑又往往会陷入绝望的边缘。平衡论的刑法借鉴既是解决刑行冲突实现司法正义的最佳途径,又是逻辑无奈的现实需要。目的与手段的正当性与比例原则中适当性、必要性、相当性三个子原则一起为平衡的实现提供了具体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