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权论是在19世纪末期由美国海军战略家马汉提出的，他把海权归结为决定世界大国兴衰的决定性因素，同时也是影响历史变迁的重大原因。海权论最早在西方社会引起了极大的关注，各国加大了对海洋的控制和利用，世界强国纷纷谋求海上权力，进行海上殖民侵略和利益拓展，称霸海洋的野心导致了西方大国间的纷争与兴衰。中国海权的发展史上虽然有郑和下西洋的辉煌壮举，然而郑和出海的目的只是扬大明之威，没有进行海上的经贸拓展和海洋的加以控制。到清朝末期，禁海政策更是让中国错过了发展海权的有利契机，但是，中国人走向海洋的原始冲动依然存在，发展海权，建立强大海军的梦想并未泯灭。如今，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国，以出口为导向的外向型经济特点加大了我们对海洋的依赖，捍卫海洋权益和保护海外利益的现实诉求决定了中国需要发展海权，建立一支走向远洋的“蓝水海军”。西方的学者普遍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海上力量和权力的迅速膨胀感到恐慌和焦虑，抛出了中国海上威胁论的不利论调，持此类观点的西方学者认为中国崛起将会带来全球大国之间尤其是中美之间权力的转移，美国作为守成大国，从维护和巩固霸权自身的地位出发，近些年加紧了战略的重心东移和围堵中国之势。对于中国而言，我们的经济发展和国力的崛起受益于现存的国际体系，但在国际分工和提供公共产品方面还处于下游，中国的发展需要规范有序的国际体系，依赖于和平稳定的外部环境，中国需要与美国等世界大国构建一种新型的大国关系，扩大双方的共同利益。中国在发展海权时需要处理好实现自身发展与取得战略信任之间的关系，我们既要大力发展海权，表达维护海洋的诉求和决心，维护合法的海洋权益；同时也要理性谨慎、量力而行，避免挑战国际社会的敏感神经而引发群起攻之。中国发展海权有着自身海权本土化的特点，陆海复合型的地缘环境和陆上边界的安全复杂性使我们难以集中优势资源拓展海上力量，因此中国海权的主要战略目标是海洋权利的维护而非海洋权力的争夺，更非海洋霸权，这也决定了中国海权非强权性的特点与西方国家的霸权扩张性海权有着本质区别。中国海权发展问题应当置于“和平发展大战略”的格局下，海权的发展必须服务于中国的大战略，单纯研究如何发展海权容易偏离和平发展的轨道进而引发暴力的军备竞赛，从和平发展的战略大局出发，我们能够更为宏观、理性、客观地看待中国海权发展的本质问题，有利于和平处理海上冲突与摩擦，扩大海上战略信任与务实合作，走出一条符合国家战略利益的海权发展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