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随着我国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逐步推进,绿色发展要求愈发严格,采取了各项环境规制措施,推进节能减排降碳;同时,疫情反复、地缘政治和逆全球化等世界性危机持续增加,为了应对国外技术封锁和核心技术卡脖子的问题,我国大力倡导创新,自主研发,掌握核心技术,绿色技术创新便是破解当前环境与经济困境的有效途径,环境规制是我国环境治理的重要方式。对于二者的研究,许多学者或是从定性角度分析,研究不同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产生的影响,或是将环境规制看作一个整体,直接研究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而本文通过分析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对绿色技术创新进行效率测算后,再对环境规制进行分类,分别研究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的影响,丰富了二者的研究。本文首先通过模型测算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之后根据政府、市场和公众为主导,将环境规制分为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和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并研究分析了三者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主要研究内容和基本结论如下:首先,本文运用Super-SBM模型,更准确地测算我国2006-2019年间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得出结论:（1）我国绿色技术创新效率整体向好发展,各省（市、自治区）效率逐年上升,且相互之间差异逐年缩小;（2）各省（市、自治区）之间创新效率值差别较大,呈现出整体发展不平衡,从东部地区向中部、西部地区递减的趋势;（3）我国只有少数几个地区效率值大于1,整体效率水平偏低,上升空间较大。其次,分别研究三类环境规制对绿色技术创新效率产生的影响,得出结论:（1）命令控制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倒“U”型关系;（2）市场激励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U”型关系;（3）公众参与型环境规制与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呈显著正相关关系。最后,提出相关建议:（1）分类别、分情况运用环境规制工具。不同类型的环境规制的作用效果是不同的,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存在区域异质性,因此在运用环境规制时,应将区域异质性作为重要的参考因素,结合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选择各类环境规制的最适强度,发挥其最大效果,提升绿色技术创新效率;（2）加大人才培养和技术交流。人才是创新的动力,为了全面提高我国整体的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应根据本地产业结构,所需的人才类型和结构,加强自主研发,助力绿色技术创新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