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上半叶,中国面临着西方列强借订立一系列中外不平等条约而肆意攫取在华特权的问题,这其中美国通过修约、履约来不断巩固、扩大其在华的司法特权、经济特权、传教特权以及其他特权问题,尤其值得深入研究。本文即由此阐发。本文的研究对象是1902年至1949年美国履行231个中美条约的实践,探索美国如何在华施行治外法权,落实协定关税,攫取口岸、内地、传教、铁路等方面的特权,以及考察美国如何依照《九国公约》、《非战公约》审视“山东问题”、“卢沟桥案”等日本在华利益扩张的问题。聚焦美国对华履行双边条约的实践,实质上是考察在全球帝国主义的政治经济框架下,美国利用条约为工具进行对华规治与在华秩序建构的行动能力（agency）。中美条约以及美国可单向援引为准据法的整个中外条约成了美国对华域外规治的工具,这些条约还成为了在华盛顿体系框架下,美国推行“门户开放”政策、重塑美国与其他列强在华的秩序规范（normativity of order）、调适美国在远东利益格局下对华秩序观的有力工具。除导论、结语外,全文共包含六章。按照条约特权的不同内容,分类阐述了美国的条约特权在中美条约文本中的变化以及美国通过履约实践扩张其条约特权的事实,重点考察了美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的设计架构、原则、特征以及起效机制,美国在口岸、内地、传教、铁路等方面攫取的特权。同时,分析了“门户开放”政策助力美国履约实践的情形。最后,论述了条约正义性与功能性的学理解释以及条约工具主义与秩序重构的关联。本文首先论述了近代美国对华域外法体系的设计是围绕属人要素展开的,阐释了域外管辖的载体、原则、管辖权的扩张、域外法体系的侵害以及撤废治外法权。首先,管辖权与疆界分离后,美国在华的域外司法运作机制适用的是属人管辖原则。基于管辖软载体（中美条约为主以及四国银行团借款协议等）的法律权力扩张速度、效度远不如基于管辖硬载体（美国的领事法庭、美国驻华法院等司法机构）来得快、来得有效。其次,美国国内法适用于在华的美侨、美国商人、美国兵士、美国洋行（等组织或机构）,法理逻辑就是美国对华法律拟制,以拟制的属地管辖方式规治在华美国人。依照被告国籍的属人管辖原则就是按照这一法理逻辑确立的。再者,上海的公共租界正如“国中之甲国”,法租界正如“国中之乙国”。在“国中国”的上海跨租界民事和刑事诉讼中,华人为被告的华洋民事和刑事案件遵循原告国籍的属人管辖原则。这与租界外华人为被告的华洋民事和刑事案件所遵循的基于被告国籍的属人管辖原则不同。此外,域外管辖权的扩张体现为观审权的承审化。观审权的实质内容已然偏重“审”而不是“观”。然后,美国域外法体系对中国司法主权的侵害分三类,每一类侵害都比较严重。允弃治外法权的原因存在“三说”,无论哪一说,撤废治外法权都不啻为重构法律秩序。本文认为条约口岸的特点、数量、分布都跟秩序发生紧密联系。尤其是口岸内包括美国人在内的洋人不纳基本税种,经由口岸进口的外国商品仅纳大致5%的进口正税。洋人在中国享有少纳税的特权,洋货打入中国市场也享有不纳子口税、不纳各类厘捐的特权,从税率上为“抬升”洋人身份、增加洋货与中国土货的竞价能力打好了经济基础,“助力”列强攫取主导中国经济控制权以及改写中国经济秩序的操控权。美国还以税则中的流动性要素对华经济规治,将美货倾销至内水、内陆。接着,本文论述了条约中反映的美国在内地的特权变迁。“内地”的地理范围在不同的条约中所指差别很大,而且反映在中美条约中的内地的特权内容也存在历史变迁。美国将“一税制”和绑定西方工业技术的“退税制”写入条约,助力美国经济殖民中国内地。美国利用1903年《通商行船续订条约》第四款,减少洋货进入内地的税钞厘捐,突破1858年中英津约第二十八款和1902年《马凯条约》第八款,裁撤局卡,实行一税制,提升洋货的价格竞争优势。同时,美国基于机器纺织技术炮制“退税制”,控制内地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体系和生产技术。此外,本文阐述了美国在华传教和置教产的条约特权。美国在华广纳信徒、广置教产都需要依靠中美条约来推进并合法化。美国耶稣教各宗各派就是涉宗教的中美条约的执行主体,履约和违约就是其增加信徒、扩张教产的实现途径。首先,美国通过限制出入教自由保有信徒数量。其次,美国耶稣教基于约章与先例扩张教产,包括教会无具体目的置产、办教会医院置产以及建教会学校置产。再者,美国更看重置产权,将置产权以及与“永租”关联的“准置产权”设置为比租赁权更重要的在华权利。然后,美国教会援引条约入江苏内地置买土地多次,围绕教会买入之房屋土地,契据署名部分,尤其是在保留“本处”二字与添加“美国”二字上中美分歧非常大。再者,本文讨论了关于条约利益与美国认可民国初年的黎元洪临时政府和北京临时政府的问题,以及美国依照条约介入“山东问题”和“卢沟桥案件”。首先,美国处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量对武昌起义以及中华政体是立宪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持不干涉的做法,换回的是条约利益的延续以及在华美国人的安全。其次,美国以协调列强在华关系的身份,利用美国与清朝签订的商约,能够从北京临时政府身上充分兑现其布局的利益。再者,美国以威尔逊十四点和平原则反对日本参照门罗主义中不干涉原则自行解决山东问题。此外,在“卢沟桥案”中,美国作为《九国公约》的牵头大国,逃避斡旋的责任,并将责任全部推脱到日本政府身上。最后,本文论述了条约正义性和功能性的学理解释。首先,中美条约具有域外规治功能和秩序调整功能。各类中外条约助推了特权和利益的竞逐。由于美国国力快速上升,新订条约还起着重新分配列强话语权的功能。其次,美国开国制宪时就赋予双边条约重要的功能,依托条约将新政府的外交功能与海上贸易扩张绑定。万国法统摄的双边条约也沾满了缔约双方司法文明程度不对等的预设,所以,作为表象的文明论只是美国侵夺中国利益的一个深埋的伏笔。美国规治中国以改革中国司法、关税、币制等体制,以惠及先进文明为理由,在叙事说辞上比英、法、俄、日等列强要漂亮得多,更富欺骗性。本文运用了四种研究方法。首先是实证分析方法。本文运用数十个司法案件或外交调解案例来佐证美国履行或不履行中美条约的实践,履约行为是否属于违约或者选择性履约。其次是文本解读的方法。既包括对中文、英文、法文三种语文书写的条约文本,从中、英、法文词义对比上所作的细微探究,也包括横向比对同一个词汇在不同条约文本构成的语境下的能指与所指。再者是动态与静态结合的方法。以静态的条约应然的规范为背景,以动态的条约实然的执行为前景,通过具体人物和典型案例,在背景中聚焦前景,判断美方违约还是守约。此外是词频统计分析法。针对1842年至1949年中外条约中频繁出现的关键词,对比该词在中美条约中的词频以及中国与其他列强的双边条约中的词频,以直观的词频来辅助分析该关键词在不同历史时期包含的特权内容,来说明条约执行情况。本文得出的结论有五条。首先,履约史即利益输送史。由于美国在对华履行双边条约中处于实力优势的一方,无论中美条约本身在文辞上多么平等,双边履约的结果就会对中国趋于不利。其次,美国以修改、新订条约、章程来救济,或者以有利于美国一方的利益来重新释义中美条约,再或者就是履约行为突破条约,产生“超条约”或违约的结果。这三种应对方式恰恰就是美国在华运行域外法体系的三种对策,也是三种典型的履约实践。这三种履约实践代表了美国攫取司法特权时的常规做法,也代表了美国利用条约攫取涉及关税、贸易、传教、内水、铁路等特权的通行做法。再者,辅助美国履约实践的有两股力量,一是条约体系的辅助力量。美国尽力借助整个条约体系的力量,顺众列强之势而为,省力、高效地推动履约达至实效,实现获得特权和利益的宗旨。二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助推力量。“门户开放”政策整合空间政治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将各列强互相竞争逐利的视线吸引到“中国全境”的利益上。该政策将中国的利益作为众列强可以共同歆享的“公共产品”。然后,中美不平等条约存在“第三人”参照体系。甲国列强与中国缔结双边条约时以“第三人”为对等的参照对象,即过去或未来,不论中国与哪国列强签约,甲国都以乙国、丙国等其他列强为“第三人”参照对象来衡量甲国与“第三人”分别从中国攫取的特权和利益之多寡,却不以双边条约的另一方缔约国“中国”为权利义务的参照对象。此外,美国在履约过程中,以条约规治中国为手段,谋特权和利益才是目的。之所以中美条约规治的对象是中国、施加规治的主体是美国,是因为这个推论的背后是“普惠论”、“义务观”、“权利观”和“文明论”在造理造势。由此,20世纪上半叶,美国对中国的条约规治可以被视为一种半殖民秩序与共治的存在,也可以冠名为“美国对华域外规治的半殖民生态体系”。该体系以制度性构造为基础,尊“修正的国际法”下的域外管辖理论为指导原则,奉中美条约以及其他中外条约为殖民“依据”,呈现出司法要素、资本要素、商品要素、生产要素在亚洲、美洲、欧洲之间不道义、不公正、不对等的扩张性、逐利性流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