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企业之间的兼并和收购活动越来越多。由于监管环境较为宽松,为了快速占取市场份额、获得产业上下游控制权或者快速进入某一领域,或是出于羊群效应的影响,诸多并购方不惜以高额溢价收购对方企业,并购热潮中高溢价收购时常涌现,并购潮降温后高溢价并购带来的商誉减值问题及经济后果也逐渐显现。现有关于商誉减值的研究主要从宏观环境、并购当时的特征、管理层自利动机和CEO特征展开,较少关注高管团队群体特征对商誉减值的影响。依据高阶理论和代理理论,高管作为企业政策的制定者,其心理特征和生理特征会影响其认知水平进而影响其决策判断,因而高管特征（过度自信、性别）对商誉减值的影响值得深入探讨。此外,分析师和媒体作为重要的外部监督力量,其能否起到应有的外部治理作用也值得进一步分析。本文利用2007-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检验高管过度自信与高管中女性性别比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过度自信的高管往往存在一切都在掌握之中的认知偏差与偏好风险投资的特征,因此高管过度自信对商誉减值产生显著正向影响;高管团队中女性性别比例越高,则厌恶风险与高道德感的女性特征越明显,因而商誉减值水平越低。此外,高分析师跟踪与高媒体关注均能加强企业外部治理,削弱高管过度自信对商誉减值的正向影响。但分析师跟踪、媒体关注对高管中女性性别比例与商誉减值关系的调节作用则有所不同。在分析师跟踪水平较低时,女性高管比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显著为负,而较高时不显著;在媒体关注度较高时,女性高管比例对商誉减值的影响显著为负,反而在较低时不显著。在进一步研究中发现,在市场化水平较低的地区与国有企业中高管过度自信与高管中女性高管比例会对商誉减值产生显著影响。此外,CEO过度自信与高管过度自信均会导致商誉减值增多,但仅有高管中女性性别比例上升才会导致商誉减值水平降低,CEO为女性并无此影响。本文丰富了高阶理论与代理理论的应用范围,拓展了高管特征与商誉减值影响因素的研究,并对监管层、企业、市场参与者提出建议,为维护金融市场秩序、提高企业治理水平与市场资源配置有效性提供了参考,具有一定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