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人工智能与法律责任被放在一起时,这个奇怪的组合无疑会给人以科幻甚至魔幻的第一印象。但印象归根结底只是客观事物映射在头脑中的模糊迹象,印象与事物的本质相去甚远。近年来,人工智能技术早已深入日常生活,已经改变并终将变革我们的生活方式。而法律应当是这场变革的主角,及时规制相应风险并继续保持其在指引、计划和制控我们生活时的控制力。人工智能与其他技术的本质差异在于我们委托人工智能代行判断,从而将人类从判断与选择的负担中解脱出来,这就意味着人工智能必将具备一定的判断能力。在弱人工智能阶段此种能力是由事先编码的程序作出的“预置性判断”,在强人工智能阶段此种能力则接近于人工智能的“自主判断”。因此,当人工智能造成损害时,法律机制将如何应对这部分“控制之外”的行为就成了一个难解且重大的问题。这一问题的解决路径有两种:将损害归究于致害的人工智能或将损害归究于人工智能以外的其他个体。适用前者的前提是人工智能具有被追究责任的资格,适用后者的前提是此损害由彼个体承担须是有根据的。若认为将损害归究于人工智能是可欲的,则需讨论人工智能能否作为主体承担责任,即需讨论人工智能的主体资格问题。主体资格的法理学根据来源于人类的理性能力,主体的“人”与客体的“物”形成区分的关键在于主体拥有自由行动与选择的能力。同时,自由意志是责任的基础。以上理论试以说明,若人工智能拥有自由意志与理性能力,便足以将其纳为法律主体使其独立承担责任,反而将其“自主判断”的“行为”导致的致害结果归究于其他个体不具有合理性。若认为将损害归究于其他主体是可欲的,则需论证人工智能致害的源头来源于其他主体,即其他主体对人工智能的判断与选择仍是具有支配力的。因所处不同阶段的人工智能存在本质不同,其归责方式也应区分讨论。弱人工智能作出判断的过程只是预载程序对庞大数据库进行有规则筛选后的固定结果,类似于对n种情境预设n种解决路径,此阶段人工智能是完全的“照章办事”,不会衍生出超越原程序设定的第n+1种解决路径,也正因此它并没有类似人类的理性与自主选择的能力,它的判断以及行动根本受制于设计者、生产者或使用者。这种情形下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归咎于其他个体具有合理性。然而,超越了弱人工智能阶段的强人工智能或超人工智能具备理性能力与自由意志,它所做出的判断几乎无异于人类的“自主判断”,其他主体对其判断的作出并没有支配力,显然应当将致害的责任归咎于人工智能本身。综合以上论证,可知弱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应归究于其他责任主体,强人工智能致害的责任应当归究于强人工智能主体本身,应当以此为思路构建人工智能的法律责任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