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社会公众对某些上市公司高管的“天价薪酬”表示不满。为了维护社会公平和稳定,我国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的法律法规来限制畸高的高管薪酬。比如,2014年通过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被认为是继2009年限薪政策后更加严格的“限薪令”,其直接导致部分央企负责人薪酬腰斩。本文以2014年颁布的《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制度改革方案》为研究背景,构造双重差分模型（Difference-in-Differences）,以检验国有企业高管限薪是否以及如何影响企业业绩。结果发现,国有企业限薪与企业会计业绩呈现负相关关系。在进一步区分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后发现,“限薪令”对企业业绩的抑制作用主要来自地方国有企业,这可能是因为中央国有企业存在较强的政治晋升,从而提供了隐性激励。此外,本文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熵平衡、安慰剂检验等不同的方法来强化因果推断的有效性,还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结果仍然一致。最后,本文发现,当CEO薪酬较低、行业垄断程度更高以及媒体关注程度较低的情况下,国有企业高管限薪对企业业绩的影响程度更高。本文的创新点和研究贡献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利用2014年国有企业高管限薪政策作为研究背景,分析了高管限薪对企业会计业绩的影响,丰富了薪酬激励相关文献。第二,本文进一步区分了 2014年国有企业限薪政策对地方国有企业和中央国有企业的影响。结果发现,地方国有企业受限薪政策影响更大,中央国有企业几乎不受影响。第三,本文结论对国有企业薪酬改革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近年来政府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限薪政策以维护社会公平,但本文结论表明政府不应该一味地限薪,在制定薪酬政策时应兼顾社会公平与企业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