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一带一路”倡议在世界范围内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认同和支持,国家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国际商事纠纷也不断增多,需要不断推动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的建设,2018年6月29日,最高人民法院第一和第二国际商事法庭分别于深圳、西安挂牌成立。我国的国际商事法庭正是因时而生,因势而为,在管辖规则、组织和审判规则、证据规则、诉调仲衔接规则等方面做了大量有益尝试,对现有民事诉讼规则进行了一定的变通和创新,这是我国不断推进法治建设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为提高全球治理法治化水平做出的重大贡献。本文以最高人民法院颁布的司法解释为文本研究的出发点,希望能够通过对管辖规则、组织与审判规则、证据规则以及诉、调、仲衔接规则这四个规则的研究以此加深对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规则的认识和整体把握。本文在比较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相关制度规则与其他国家国际商事法庭规则的基础上,分析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规则的特点及其形成原因,提出问题和完善思路。第一部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规则概述首先介绍了国际商事法庭的历史发展概况,梳理了国际商事法庭建立的一些基本情况,接着介绍我国国际商事法庭产生的经济、政策、国际影响等背景情况,最后简单阐述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规则性质和地位,从宏观角度把握其与上位法之间的关系。第二部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管辖规则介绍了目前国际商事法庭具体的五大类案件管辖范围以及国际商事案件的认定标准,结合迪拜、新加坡、荷兰等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规则的比较,分析出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管辖规则仍然存在的不足并提出相应的完善建议。第三部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组织与审判规则从组织体系与审级设置、法官选任标准、审理机制、外国法查明途径以及裁判和救济规则这五个层面逐个解析,对比我国民事诉讼法的既有规定,分析相应规则的变化和取得的突破,并进一步指出国际商事法庭目前在法官选任标准、案件审理语言、代理律师范围等五个方面未取得实质性突破的原因和弊端,逐项提出问题和完善措施。第四部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证据规则先从证据规则的含义以及我国现有民事诉讼证据规则入手,阐述国际商事法庭对证据规则做出的不同于传统民事诉讼证据规则的两大创新性规定,结合其他国家的司法实践进一步分析我国国际商事法庭证据规则存在的不足并借助国际经验提出完善思路。第五部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诉、调、仲衔接规则介绍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的一大亮点即“一站式”争议解决平台背景下诉、调、仲衔接规则产生的原因,具体分析了我国国际商事法庭在诉讼与仲裁以及诉讼与调解的对接方面所做的两大制度性安排,在积极评价国际商事法庭诉、调、仲衔接规则的基础上提出完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