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和”问题又称“未发已发”问题。《中庸》说:“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宋明理学家非常重视《中庸》提出的这一问题,纷纷对此加以阐发,把它作为道德修养论和心性哲学的主要内容。一般认为,作为宋明理学之集大成者的朱熹的哲学思想发展和完善的关键,也就是“中和”学说。牟宗三先生说,“要讲朱子的学问,就得了解他思考的过程,了解他生命集中和真正用功的问题是什么,就得从‘中和’问题开始。”朱子研究“中和”问题经历了两个阶段,实现了两次飞跃,由“中和旧说”向“中和新说”演进,而新说一旦提出,他的思想体系就基本定了。 朱子早年出入释老,至三十岁左右始归返儒学,37岁提出“中和旧说”,欣喜若狂,相当自信。但仅三年后即40岁时,又出现了新的“冻解冰释”,为什么朱熹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会有“中和说”上的两次飞跃?难道“旧说”全是谬误吗?“新说”与“旧说”的区别何在?这都是值得探讨的问题。本文先以纲领式的介绍朱子的“中和说”,包括他的“中和旧说”和“中和新说”,试对此二说作一简要对比,希望能从中找出二者的本质区别。然后,以较长的篇幅从中和新旧说的比较,朱熹排佛促进其在“中和”学说上的飞跃,以及朱熹的师承角度三个方面探讨一下朱熹参究“中和”的幽微曲折,即新说提出的原因分析。最后,分析一下朱子“中和”学说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