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正处在高速推进城镇化的关键期,农民工作为城镇化发展的“主力军”,其就业、子女以及家庭等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得到完善是突破发展限制的入手点和重点。当下,我国的主要矛盾已经发生转变,农民工在城镇务工的需求也日益提升,子女与家庭迁移的模式更随之日渐呈现多样化特征。在此基础上,子女随迁有助于提高农民工的幸福感,随迁入城市并接受当地教育,更有助于后代人力资本的积累,但同样意味着各项成本投入的增加,子女随迁的整体效果也因而更关乎到农民工的收入、就业选择与稳定性。本文基于对郑州市相关地区的随机调研,结合人口迁移理论、新迁移经济理论以及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的相关理论框架,通过对问卷数据统计,对农民工就业稳定以及子女随迁相关指标的数据进行分析,并运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对子女随迁的数量和随迁模式带来的农民工就业稳定影响进行进一步检验。研究结果发现,针对子女随迁的两种核心解释变量,变量“子女随迁的数量特征”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而变量“子女随迁的模式”在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结合理论框架,随迁的子女数量增加产生的成本在当地会抑制其对就业稳定的激励效果,而趋于家庭化的子女随迁则带来的就业稳定概率越高,反映出子女随迁带来的家庭完整期望是其影响当地农民工保持就业稳定的主要因素。基于相关理论与实证分析,本文认为整体上应完善农民工在城安置保障政策;在子女随迁层面上应完善相应的子女随迁入学政策,优化子女随迁配套政策;在农民层面上应完善对不同行业农民工的就业引导措施,并进一步提高农民工就业规范性,为农民工的在城发展提供根本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