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女性受教育水平的提高,参与公司治理的女性管理者不断增多。许多国家推出明确的性别配额制度推进女性加入管理层,尽管中国尚未出台法律或法规要求公司管理层必须实行性别配额制度,但在管理层性别多元化方面也取得了不小的进展。这一现象究竟是公司对性别平等这一呼吁的回应,还是因为女性高管对公司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学术界早已关注到女性高管在公司治理中体现的重要价值。现有研究大多围绕女性高管对公司绩效、信息披露、研发投入、现金持有行为等方面的影响展开研究。然而法律诉讼作为公司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关于女性高管和公司诉讼之间的研究还较为有限。随着我国法制建设和法制教育宣传工作的不断推进,经济主体对法律重视程度的加强,越来越多的公司选择使用诉讼手段来解决利益纠纷。这使得公司能否正常运转与诉讼风险的高低存在紧密联系。在此背景下,本文分析女性高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首先,整理相关文献以及理论基础,从理论上分析女性高管是如何影响公司诉讼风险。接着使用2008年至2020年中国非金融类上市公司的数据做实证分析,通过OLS回归模型和Logit回归模型,检验女性高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并进行影响机制检验、产权异质性分析、学历和年龄的调节效应分析以及内生性检验。通过以上研究,本文发现:第一,当公司有女性高管时,公司涉诉次数和涉诉金额会显著降低。这说明女性高管参与公司治理能够降低公司的诉讼风险。第二,在战略激进度更高的公司,女性高管降低诉讼风险的影响更加显著,说明战略激进度是女性高管影响诉讼风险的因素之一。第三,与国有上市公司相比,在非国有上市公司中,女性高管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更显著。第四,女性高管的平均学历和平均年龄对女性高管降低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具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女性高管的平均学历越高、平均年龄越大,其对公司诉讼风险抑制作用就越强。第五,在经过倾向得分匹配处理后,仍然可以证明女性高管能够降低公司的诉讼风险。这说明女性高管对公司诉讼风险的影响不是因为她们选择了风险较低的公司工作,其中不存在内生性问题。得出研究结论后,本文提出以下建议。第一,女性高管有其独特的管理风格和优势,因此政府应该继续倡导公平就业,培养更多的女性高管。监管机构可以制定相关政策来引导上市公司优化其管理层的治理结构,以增加女性在公司高管中的比例。第二,公司在选聘高级管理人员时,可以给女性更多的机会,发挥女性高管的专长。同时可以建立一个平等包容的企业文化和管理机制,吸引更多的女性参与到公司管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