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法规、政策管制等正式制度的构建与执行,对经济社会的稳定长远发展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特别地,对于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来说,正式制度是维持市场秩序、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与保障,正式制度的不完善往往为其社会进步带来巨大约束力。然而,我们在研究正式制度的影响机制的同时,也不能忽略文化规范、宗教信仰等非正式制度的作用途径,毕竟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互相影响,共同推动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演进。相比发达国家市场经济,新兴市场国家的正式制度安排并不甚完善,非正式制度一定程度上扮演着更为重要的治理角色。而文化传统对于经济发展、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早已在学术界形成共识,然而在其影响渠道与作用机制方面仍然没有较好的解释。文化规范是基于内在动机影响公司治理的重要因素,近期的文献较多地探讨了宗教传统、腐败文化等对于公司治理的影响,表明基于个人内在特质的文化因素对公司行为与决策上有重要作用。当前,国内外对于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尚且有限,我国的传统文化较多地受儒家文化的影响,在公司运营与商业交易中也多表现出关系文化特质,面临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以及人员的跨国流动,各国的文化差异、碰撞与融合为我们基于文化趋同视角探究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特征的作用机制提供了良好的实验情境。本文基于我国海外交流与人才引进的政策背景,着眼于文化规范的传播以及根植于内心的规则与道德,以海归董事对公司治理行为的影响效应为逻辑主线,分别从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和企业社会责任三个维度,深入探究了董事通过海外经历获取的文化规范在公司治理中扮演的重要作用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本文弥补了现有文献对非正式制度视角下海外文化与公司治理特征相关研究的不足,其主要内容和研究结论归纳如下:(1)全面系统地回顾了基于“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研究范式下的前沿理论与实证研究。首先,结合制度经济学相关知识,厘清可能对公司治理产生影响效应的非正式制度因素,从国内外文献中挖掘非正式制度之文化传统因素对公司治理的作用机制及其价值效应;其次,对我国以及海外国家或地区(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历史进程中的主要文化特征展开论述,指出存在的文化差异性现状;最后,从我国各省市实行“引智”计划的政策背景出发,描述了我国目前存在较大规模的海内外人才流动现状,并进一步指出除了知识技术的溢出之外,文化的传播性同样对公司治理有着重要作用,从文化传播性、文化趋同等方面,构建了海外文化作用于公司治理的理论分析框架。本部分既可以为我国学者提供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相关研究前沿,也有助于梳理与构建本文的研究架构。(2)理论分析与实证考察了基于规则、透明特质的海外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透明度的影响,具体探讨了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不同类型文化背景对公司透明度的影响效应。实证结果发现:雇佣了具有海外背景董事的公司受到海外文化的影响,拥有更高的公司透明度,表现在具有更高的自愿性信息披露、更多分析师追踪,更低的盈余预测偏差以及更倾向于选择四大进行审计;相对于海外较弱的透明特质文化,较强的透明特质文化对公司透明度具有更为显著地正向效应;董事通过工作与教育经历获取的海外文化背景对公司透明度均有显著地提升作用,两者没有明显的差异;若公司CEO或CFO以及监事会成员具有海外文化背景,则公司具有更高的透明度水平。另外,在市场化程度较高的地区,海外文化对公司透明度的正向促进作用更显著。采用双重差分模型和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实证结果依然支持假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基于规则特征的海外文化能够显著规范我国的信息披露,提升公司透明度水平,而良好的正式制度环境是保障并实现海外文化传播与趋同的重要条件。(3)分析与检验了海外文化对我国上市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影响效应,分别从公司违规概率、公司违规程度以及盈余管理水平三个方面,探讨了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文化背景类型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基于规则特质的海外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具有显著的抑制效应;较强的规则特质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抑制作用更为显著;董事的海外教育经历可以显著抑制公司违规行为,而工作经历与教育经历同样对公司的盈余管理行为有显著抑制。同样地,制度环境越完善的地区,海外文化对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的抑制效果越明显。上述实证结果表明,董事的海外文化背景对我国上市公司的合规经营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法律规范、政策管制等正式制度不甚完善的情况下,海外文化可以弥补正式制度的不足,减少公司的违规与不当行为。(4)分析和检验了海外文化对我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的影响效应,分别从总的社会责任表现、各项社会责任表现以及慈善捐赠三个方面,考察了海外文化的作用效果。研究发现:海外文化能够显著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具体表现在股东责任、员工责任、供应商-客户-消费者责任以及环境保护责任上,而受到海外文化影响的公司却有更低的慈善捐赠;海外较强的社会责任履行规范对我国公司企业社会责任表现具有更为显著的促进作用;董事海外工作经历获取的文化规范对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仅有显著正向效应,而教育经历的作用效果并不显著。运用Heckman两阶段模型以及倾向得分匹配方法进行内生性处理后,结果依然支持假设。上述研究结果表明,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是我国公司治理以及战略实施的一个重要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具有更为规范性社会责任特征的海外文化可以为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社会责任履行提供良好借鉴。(5)对海外文化影响下的公司治理的经济后果进行了实证检验,结合中介效用模型,探究了海外文化、公司治理特征以及公司价值的影响渠道以及内在作用机制。实证结果发现:海外文化对公司价值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效应;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履行一定程度上起着中介作用,即海外文化通过提升公司透明度、抑制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以及提升企业社会责任履行,进而提升了公司价值。文章最后基于对制度情境下海外文化对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以及其价值效应的研究,概括了文化规范视角下海归董事对公司治理特征的影响以及所产生的经济后果,并以此提出相关的研究启示与不足之处。与现有文献相比,本文的研究可能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创新与贡献:(1)基于中国制度情境,在“非正式制度-公司治理”的分析框架下,已有文献大多从我国传统文化视角进行研究,而本文创新性地从海外文化视角考察了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并厘清了海外基于规则特征之文化特质的作用机理。由此得到的研究结论不仅拓展了非正式制度与公司治理、文化与公司治理的研究视角,也可以深入理解文化传播、文化趋同过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或转型经济体带来的文化冲击及其经济效应。(2)本文较为全面系统地构建了海外基于规则特征的文化特质作用于我国上市公司之研究体系,从海外文化、异质性以及海外文化背景类型等多个视角,分别从公司透明度、公司违规与不当行为、企业社会责任三个维度,实证考察了海外文化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效应。这一定程度上克服了从文化层面单一维度进行研究所存在的不足,使得研究结论更加可靠和全面。(3)文章紧密结合我国制度现状,深入考察了我国正式制度下海外文化的传导机理,研究结论具有较强的应用价值。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有利于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安排提供理论支撑,也为我国新时代文化战略以及企业文化建设提供经验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