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的研究对象是近年来国内刑法学者较为关注的客观处罚条件。客观处罚条件是德国法教义学上发展出的一个概念，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评价和借鉴首先要对它的产生发展史做一定的研究。本文的前两章分别从立法、判例和学说三个方面探索客观处罚条件的真实面貌。通过对德国刑法早期最早出现客观处罚条件的条文的研究发现，人们需要客观处罚条件为的是尽可能多的处罚，推动这个概念贯彻下来的是最广泛程度的法益保护的愿望。客观处罚条件是学术界的一个发明，它的存在因为刑事政策的考虑和罪责原则的限制而成为必要。　　现代德国刑法教义学明显朝着去除客观处罚条件的方向发展。因为客观处罚条件不符合今天刑法教义学的体系。将客观处罚条件解释为刑罚限制事由以使其与罪责原则相统一的论述只有在少数几个基于刑法外目的考量的处罚前提的情况下才能站得住脚。　　本文的第三章详细探讨了罪责原则与客观处罚条件的关系。应该承认，罪责思想是现代刑法最高的规范性秩序原则，它背后是深刻的思想观念的支持:“人只能为他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受到谴责。”本文主张一种功能性的罪责观，刑罚是为积极一般预防服务的，刑法罪责应该被理解为虽然有相对自由还是实施不法行为。预防的思想从选取自由相关的事实时就开始起作用了。罪责原则只是处罚的上限而不是下限，所以不法相关的客观处罚条件必须否定，而不法中立的客观处罚条件可以存在。　　第四章主要研究的是客观处罚条件作为犯罪实体要件与程序法特别是诉讼条件的区别。本文赞同“以直接的行为相关性”作为两者的区分标准。根据Schmidh(a)user的观点，除了行为情况属于行为外，不法构成要件的结果也跟行为有直接关系。　　本文第五章详细分析了通说承认的德国刑法典分则中的客观处罚条件，并提出了本文认为更合理的解释。参与斗殴罪可以被解释为抽象危险犯，这样将“严重结果产生”解释为客观处罚条件就是允许的。这个客观处罚条件起到了限制处罚的作用。对昏醉罪更合理的解释是该罪是具体危险犯，在昏醉状态下实事犯罪行为不是客观处罚条件，行为人在自我麻醉的时候要预见到事实上实现的那个犯罪。诽谤罪中“不能证明真实性”也不是客观处罚条件，行为人对所述实事的真实性问题上要至少违反注意义务。破产罪中的“停止支付、开始破产程序等”要素是客观处罚条件。因为这个要素对破产罪的不法没有影响，所以跟罪责原则不存在冲突。　　本文的最后一章利用德国教义学发展的成果解释和研究中国问题，认为我国刑法中根本不存在客观处罚条件。所谓的应该作为客观处罚条件处理的要素都应该还原到不法或责任阶层去。另外我国要坚持罪责原则，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是远远不够的。因为罪责原则包含丰富的并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的可责难性的实质要求，这是主客观相统一原则无法承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