较多关于高管薪酬和公司绩效相关性的研究样本都选取了全部上市公司,但这种研究结果是否适用于四川板块的上市公司,有待考证。本文采取了2007——2009年四川板块上市公司的数据,来研究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并以此来考量我国薪酬机制的有效性及激励性；在这个基础上,进而研究了四川板块上市公司的高管薪酬是否具备粘性行为,并且分析了引发这种粘性行为的可能因素。研究发现,高管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确实存在着相关性,但是这种相关性会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比如公司是否由国家控股,会显著的影响薪酬绩效相关性,因为这样的公司往往对高管薪酬有诸多管制,导致高管的货币薪酬与所付出的努力不成比例,进而发展出一个多元化的报酬体系来弥补高管过低的货币薪酬,特别是在职消费的选择,不仅降低高管薪酬的激励性,而且增加了道德风险的发生几率；明显偏低的相对报酬,只能强化国企上市公司中高管在职消费作为一种补充性薪酬激励的行为。公司资产负债比率越高,高管在职消费程度越严重,这可能是因为高管的在职消费对其本身来说没有成本压力。在国有上市公司中,高管相对薪酬与公司绩效之间的相关性较弱,但是在职消费却对显著的降低了国有企业的绩效,这说明在职消费作为高管薪酬机制的一种自我激励,成本极高,在公司绩效上已经抵消了对高管激励而带来的绩效上升。同时,当国有上市公公司背负起政治任务比如创造就业机会,减少失业人口时,负责考核政治任务(往往也掌握人事任免权利)的官员不会特别重视公司绩效,弱化了薪酬契约的有效性,同时因为企业承担了各种政治任务,导致了国有上市公司的预算软约束问题。只有彻底摆脱了政治目标,国有企业才能像其它股权性质的公司一样,把股东权益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放在经营首位,才有能力对公司负全部的责任,公司治理水平的改善才能有效地提高公司的绩效。研究表明,四川版块上市公司的薪酬绩效相关性在统计上显著存在,但是薪酬也存在粘性行为,即高管薪酬的边际变化率随着公司绩效不同的变化方向上,存在不对称的特征,这可能是因为：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性质对粘性的影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性质会影响高管的投资决策,进而影响公司绩效,而这都源于高管的薪酬激励性不足；股东与高管控制权冲突对粘性的影响。公司的股权结构会影响大股东的控制力。当公司大部分股权被大股东控制时,就会激励大股东对高管进行监督,促进公司有效率的运行,但同时股东也会过多的干涉高管的关于经营方面的决策,对于高管来说,如果基于绩效建立的薪酬制度非常有效,那么高管为了得到更高的薪酬,会非常重视公司经营决策的正确性,当大股东和高管意见不统一时,矛盾就出现了。而控制权的冲突会降低高管的工作积极性,降低企业绩效的同时,弱化了高管薪酬和企业绩效之间的联系,特别在绩效下降时,高管可以把原因归因为大股东的过多干涉而推卸自己的责任,加深了薪酬粘性。2.薪酬管制对粘性的影响。这不仅弱化了高管薪酬的绩效敏感性,特别当企业业绩下降时,高管可以归因为政策性亏损,会进一步的增加高管薪酬的粘性。冗余人员对薪酬粘性的影响。当企业绩效下降时,公司高管可以推脱为人员冗余,而不是自身管理失误,这加大了道德风险的发生几率,也可能导致高管人员薪酬的粘性。董事会特别是独立董事能否有效的实现监督功能等公司治理的问题能否有效解决,还是要依赖于一个有效地、合理的治理环境。因为不同地区的经济市场化水平、政府控制的程度和法制环境非常不同,所以上市公司在面临不同的治理环境时,治理水平也会有较大差异。具体分析,当一个地区的政府控制较少、市场经济发展迅速、法制环境良好时,这个地区就会产生有较高价值的公司。完善的法律体系设置对公司的治理结构起到了很关键的作用,特别是高管薪酬更需要法律制度的规范和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