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是一项关于“结构—行动”的经验研究,主要关注基层政府执行上级政策时面临的结构制约和主体策略差异。全国文明城市作为一项中央对地方的考核政策,自2005年以来受到越来越多城市的竞相角逐,为本研究提供了较好的观察切入口。创建中一方面是国家全面而完善的指标体系和建设“人民满意城市”的目标,地方政府的高度重视和举一城之力投入,另一方面是基层落实的资源短缺和拼凑应对,市民满意度长期偏低和吐槽抱怨不断,两者强烈的反差构成本研究力求解释的经验对象。本研究尝试将吉登斯结构化理论引入文明城市创建实践,将创建理解成基层政府落实上级指标政策的一种结构化过程,既从静态层面分析基层政府面临的结构制约,又从动态层面对基层政府的主体能动性进行考量,并对两者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展开探讨。研究以深圳市A区为田野调查点,重点采用参与式观察和无结构访谈法,从任务分解统筹的文明办、条条行业监管的区直（驻区）单位、块块属地落实的街道办事处三个行动主体入手,分析三个主体在区级场域中面临的结构制约和采取的主体策略,试图揭示创建中政府各部门遵循了何种规则,运用了何种资源,推动了哪些规则和资源的再生产,这些规则和资源再生产带来的积极后果和意外后果,以及这些后果与上述反差之间的逻辑联系。通过经验材料的归纳发现,基层政府在执行上级政策指令时,其行为策略并非整体线性、千篇一律的,而是因不同部门占有的不同规则资源而呈现出不同的策略特征。不同部门在面对国家统一测评政策落地的的结构压力时,总会充分利用各种配置性资源和权威性资源,不断修正体系规则以适应各种具体的实践场景。根据自上而下的对应原则,区文明办被区委赋予了创建的责任,承担起创建“代理人”的统筹协调、跟进落实角色,但其本身的权力、经费、人员结构的限制,与宏达的创建任务不相匹配,只有持续不断与区委权力互动,突破自身所处结构的限制,将指标任务分解落实到每个区直部门和街道办事处头上,实现对整个创建任务的依附统筹。区直（驻区）等条条单位面对创建所分解任务的压力,他们利用“条”“条”管理的优势,采取“讨价还价”的行动与结构限制拉锯对抗,再生产出将创建任务纳入“三定”方案,对标细化操作指引,荣誉表彰倾斜补偿等一套规则和资源,实现新的指标任务的条件性稳定。作为“块块”的街道办事处位于官僚层级的末端,对辖区负有“属地管理”责任。庞杂的创建任务或直接、或间接地落到街道社区的头上,但他们责大权小,无法进行精细化的投入,往往只能见招拆招,见子打子,拼凑应对,工作质量因一线人员素质、能力、责任心的不同而不平衡,形成一种创建标准“质量不一”的落地局面。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再生产出了日常会议的“逆向调动”与街道“大部制”改革、灵活机动的财政支持制度和政策、各种各样的“入户技巧”等各种应对资源。通过多年的适应和修正,A区创建任务的承担主体、资源投入逐步趋于稳定,创建中的行动主体逐渐明晰了自己的角色定位,建立了相互协调的行动关系,实现一种任务在组织的稳定内化,促成了预期目标,即达到了结构化。但以避免政治惩戒,不丢分、得高分为目标的导向追求,产生了突击化下功夫,有限落实文明内涵、市民参与疏离隔阂等意外性后果。预期的后果因为实现了目标和平衡,成为了大家的默认选择,而意料之外的后果由于悖离目标,成为市民吐槽抱怨的原因所在。研究还发现,这些预期目标和意外后果将成为下一步实践的中介和条件,参与到下一个结构化阶段的过程之中,持续影响着新规则、新资源的再生产,创建中的结构性制约和主体策略呈现一种胶着建塑、往复调整的动态过程。正是结构和行动这种持续互动和胶着的型塑过程,形成持续不断的、多维互动的“行为流”,实现一种规则和资源的暂时稳定,不断推动上级政策指令和地方执行落地的深化和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