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朝要典》（以下简称“《要典》”）是一部成书于明代天启年间的官修史书。《要典》不仅是当时复杂政治局势的产物,而且对后来的政局演变产生深远影响。《要典》的纂修与出版皆由政府主持,是明代官方史学与出版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一章是绪论。首先介绍《要典》的内容、编纂者、成书背景等基本信息,并且探讨《要典》在政治史、文献学和史学史三个领域的价值。其次回顾《要典》的研究现状,虽然前人对《要典》的成因、作用、版本源流和历史书写等问题进行过探讨,但存在可深化之处。最后介绍研究路径,即梳理《要典》的出版与流传,探讨《要典》和晚明政局的关系,发掘《要典》作为一部史书的诸面向。第二章对《要典》的版本系统与流传情况进行梳理。《要典》编纂完成后,正本入藏皇史宬,并由礼部和各省直刊刻,在不到两年的时间内,《要典》已在全国范围内传播。《要典》现存最早的版本皆为刻本,主要分为两个系统。一个系统为中央政府所刻,版本特征接近于内府刻本,文字讹误较少;另一个系统为地方政府翻刻,版式多与前一系统不同,文字讹误较多。《要典》被明代政府禁毁以后,仍有大量刻本流传民间。清前期《要典》保存于和前朝关系密切的藏书家手中,清中期《要典》被列为禁书,因此私人藏书目录极少著录《要典》,晚清《要典》获得解禁自由流通。第三章和第四章从政治史角度探讨《要典》的成因、作用、命运和影响。《要典》不是一部平允的史书,无论是记事、记言或评论,都深受朝臣对于三案的争论的影响。《要典》继承或回应了争论中的三种逻辑,分别是非此即彼、诛心之论和夸大事态严重性。《要典》的产生与六君子狱直接相关,六人中周朝瑞与顾大章本不该入狱。杨维垣（及徐大化）和冯铨推动周、顾二人入狱,并将其迫害致死。为了合理化六君子之狱,平息舆论,冯、杨等人因此创议纂修《要典》。《要典》成书后在打击政敌方面起到一定效果,但并非决定官员进退的直接依据。《要典》在阉党内部的崔呈秀与冯铨之争中发挥作用,冯铨利用《要典》回应崔呈秀的诋毁,崔呈秀利用《要典》让魏忠贤对冯铨好感顿消。《要典》被引入颂珰运动,和魏忠贤的关系逐步加深。熹宗去世后,《要典》引起的争议在崇祯元年（1628）五月达到高潮。有人论证焚毁《要典》的必要性,有人反对焚毁《要典》,有人提议让《要典》自然消亡,有人追究《要典》的策划者。崇祯帝最初屡次拒绝修改《要典》,真正改变他想法的是倪元璐的上疏。倪元璐让皇帝相信焚毁《要典》不会影响“三朝慈孝”,并且《要典》的存在不利于朝臣们和衷共济。弘光朝马、阮一党主张重颁《要典》,但其集团内部不同的人动机各异。杨维垣为了修订逆案,马士英为了引进同党并保全富贵,阮大铖与袁弘勋欲借《要典》以泄私愤。弘光帝支持重颁《要典》是为了减少由小宗入继大统的阻力。地方大员袁继咸与左良玉反对重颁,以此制衡马士英与南京朝廷。天启朝以来很多《要典》纂修者的政治生涯受到《要典》的影响,有些人列名逆案,有些人屡遭指责。第五章关注《要典》作为史书的层面。《要典》的编纂是一项非常正式的工程,人员选拔基本按照《实录》的惯例,不过总裁冯铨从馆职之外引进私人以便控制史臣。《要典》的史料来源包括《起居注》、《六曹章奏》、存于六科的批红章奏原本、存于吏部的议单、社会上流通的揭帖与书信等。不同纂修者分工明确,但是纂修官并非完全服从上司的指挥。《要典》的记事与记言相互配合,以移宫案为例,记事上突出李选侍之功并隐藏选侍之过,记言上保留杨涟等人威胁选侍的一面,而忽略优待选侍的一面,将杨涟等人塑造为贪图翼戴之功而构衅宫闱的奸臣。《要典》继承明代官方史学记录体与特开史馆修书的传统,在其合法时期不仅影响《光宗实录》的重修,而且打压私家修史。第六章探讨《要典》的性质与评价。万历朝以来种种变故使朝臣对皇室内部关系是否和睦产生疑惑,言路愈加恣肆,甚至豪无顾忌地谈论宫闱之事,因此《要典》强调“三朝慈孝”以维护皇室形象。前人多认为《要典》与熹宗无关,本文认为《要典》的主旨契合熹宗当时的想法,《要典》的编纂当经过熹宗的认可。后人对《要典》评价颇低,主要因为《要典》立场过于偏颇,且成书于魏忠贤当权时期。虽然《要典》是当政者统一舆论的尝试,但是却加深了朝臣之间的矛盾,加速了明朝的灭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