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加恋爱”小说风行于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以《莎菲女士的日记》震惊当时文坛的女作家丁玲，在二十年代末三十年代初采用这种流行模式创作了三篇“革命加恋爱”小说，即《韦护》、《一九三0年春上海》(之一、之二)。这三篇小说标志着丁玲创作转变的开始，是丁玲“向左转”的过渡期作品。这些小说的艺术价值乏善可陈，但其意蕴却是十分丰富复杂。这些小说在依从革命战胜恋爱的叙事原则的同时，又表现了转型期青年知识分子在冲突、矛盾的革命与恋爱之间的痛苦抉择，并且关注革命时代个体的生存状况，探寻女性自我价值实现的途径，呈现青年作家在文学观念上的冲突等问题，从而充满了矛盾和张力。论文在社会转型这一历史文化背景下，从文本解读的视角，探讨文本所蕴含的多重思想内涵，展现文本意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寻找知识分子及左翼作家在社会转型中从个人主义皈依集体主义的心灵嬗变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