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确立同意规则,同时对“同意”的构成要件、同意规则的行使、同意撤回权、同意规则的豁免等相关内容进行了规定。同意规则被认为是处理个人信息合法性和合理性的基础,其在收集个人信息以及后续对个人信息流通的过程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同意规则的行使不仅能提高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的控制,提高对个人信息处理的认识,也能使信息处理者严格按照标准对个人信息进行授权,切实保护信息主体的信息权益。然而在大数据经济时代,传统的同意规则受到了挑战。信息时代下同意规则的行使阻碍了数据之间的流通,给信息主体和信息处理者造成了巨大的时间和经济成本。另外,尽管我国规定了一般同意、单独同意等不同的同意制度,但是在操作过程中依然存在规定和适用僵化的问题。此外,在对同意规则实践的过程中,信息主体遇到了同意有效性欠缺、默示同意滥用等问题。综上这些问题都与同意规则涉及的初衷不相符。如何跳出传统的同意规则框架,结合现阶段存在的问题,构建更加完善合理的同意规则框架,是现阶段关注的重点内容。欧盟和美国对于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起步较早,对同意规则的研究和规定更加详细。欧盟相关法律制度中的规定和我国现阶段法律制度中同意规则的内容相似,均是采用较为严格的同意规则。美国则采用相对宽松的同意规则,对个人数据的流通和网络服务者的经济较为关注。因此,我国应该借鉴吸收国外立法制度,结合我国国情完善同意规则。文章对国内外文献进行阅读梳理,对国内外个人信息立法制度和立法理念的整理,即采用了文献分析法和对比分析法。首先,对同意规则的定义、产生与发展、理论基础和我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中对同意规则的规定进行阐述;其次,从制度、实践、监管等层面对同意规则面临的困境进行分析;再次,通过比较国外立法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经验,借鉴吸收相关规定;最后,在总结已有路径的基础上,引入场景风险理念、择出制度、经济激励制度等完善我国同意规则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