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人研究发现,在双人最后通牒博弈中,分配者表达高兴情绪比愤怒情绪能使接受者接受更不公平的分配方案（Mussel,G（？）ritz,＆Hewig,2013）,而接受者表达愤怒情绪也会使分配者调整分配的公平程度（Klapwijk,Peters,Vermeiren,＆Lelieveld,2013;Lelieveld et al.,2014）,这验证了人际情绪对博弈双方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但以往研究未讨论群体公平决策情境下,存在多个接受者需要共同进行公平决策,每个个体的选择都会影响群体公平是否能够实现时,接受者之间的情绪表达是否影响个体的公平决策行为。本研究试图以人际愤怒情绪为例,通过多接受者的最后通牒博弈任务,探索群体公平决策中接受者之间的愤怒情绪表达是否影响个体自身的公平决策行为以及背后的神经机制。实验一比较了多接受者的最后通牒博弈中,同伴的愤怒、中性和高兴情绪表达对个体自身在不同分配方案下的拒绝率的影响。通过改编前人研究（Fischbacher,Fong,＆Fehr,2009）的多接受者最后通牒博弈任务,设置了一个分配者和两个接受者,分配者将24元在三人之间分配,给两位接受者分配的数额要相等,最公平的方案为8/8/8,即每人8元;最不公平的分配方案为,22/1/1,即分配者获得22元,接受者每人1元。被试作为接受者之一,在收到同伴对分配方案的情绪反馈后,决定是否接受该分配。结果表明,在拒绝率上,被试的拒绝率随着分配公平程度的增加而降低,同伴情绪表达也显著影响了被试的拒绝率,并存在分配方案的差异。在相对公平（14/5/5、12/6/6）的分配方案下,被试更容易受愤怒情绪的影响,相比中性情绪,拒绝率升高;在不公平分配下（20/2/2、18/3/3）,同伴表达高兴情绪相比中性情绪显著降低了被试自身的拒绝率。在反应时上,愤怒情绪显著改变了被试的决策反应时,同时存在分配方案的差异,在不公平分配下（18/3/3）,愤怒情绪相比中性情绪显著降低了被试的反应时,而相对公平的分配方案（14/5/5、12/6/6、10/7/7）下,愤怒情绪显著增加了被试的决策反应时;与此同时,个体的反应时在同伴表达高兴情绪与中性情绪时不存在显著差异。实验一的结果验证了同伴情绪对个体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愤怒情绪较高兴情绪对相对公平方案影响更大,但未讨论愤怒情绪产生影响的认知神经机制。在实验一的基础上,实验二结合FNIRS技术,利用多接受者最后通牒博弈,以18/3/3为不公平分配方案,12/6/6为相对公平分配方案,将同伴的愤怒情绪与中性情绪表达做对比,探讨了同伴的愤怒情绪对群体决策情境中个体公平决策行为的影响以及背后的神经机制。结果表明,与实验一一致,愤怒情绪显著增加了两种分配方案下的被试的拒绝率,同时相比不公平分配,相对公平分配下,愤怒情绪带来的拒绝率增加更为明显。FNIRS结果表明,相对公平条件下接受同伴的愤怒情绪与接受中性情绪时呈现出不同的大脑活动模式,同伴愤怒情绪下,激活了左侧dmPFC。同伴的中性情绪下,激活了左侧DLPFC,右侧TPJ中的顶下小叶（IPL）,以及枕中回（MoG）和中央后回（PocG）的活动。dmPFC活动的增强显示同伴愤怒情绪影响下,个体自身也可能存在负性情绪的增强,从而诱发了情绪调节,这表明人际愤怒情绪影响了公平决策直觉反应系统中对分配方案的情感反应。以往研究证实了人际愤怒情绪可以通过情绪感染直接改变他人情绪体验,因此本研究中,他人愤怒情绪带来的个体对公平方案情绪反应的改变可能受到情绪感染的影响。同时,在公平-中性情绪下,缺乏同伴情绪信息参照时,TPJ和MoG等涉及心理推断的区域活动增强,显示了缺乏情绪信息时,个体推断同伴心理状态的难度增大,这表明同伴愤怒情绪在公平决策任务中起到了信息传递的作用,因此,个体从他人情绪中获取信息的推断加工过程也可能参与了人际愤怒影响公平决策的直觉加工系统的过程。以上结果表明,在群体公平决策情境中,其他接受者的人际情绪表达会对个体自身的公平决策行为产生影响,同伴的愤怒情绪会增加个体对分配方案的拒绝率,尤其是相对公平的分配下的拒绝率。这可能是因为同伴的愤怒情绪增强了自身对方案的公平相关负性情绪体验,这种影响是人际情绪的情绪感染和推断加工过程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