阈限是约翰·斯坦贝克《愤怒的葡萄》中的一个重要特点。小说中浩大的西行寻家之旅是一场过渡礼仪,流民们正处在阈限阶段,不断探寻改变现状得以进入下一阶段的方式。阈限是过渡礼仪中的第二个阶段,处于分离和聚合之间。由此,“阈限性”一词指的是处于两个空间或者两种状态的过渡阶段,具有居间性、模糊性、过渡性、潜在性等特征。本文聚焦小说呈现出的阈限性特点,关注作者对地理空间、主体身份和人际关系的刻画,探讨阈限性对流民生存的重要作用。在迁移过程中流民的生存空间经历了阈限,具体表现为阈限的家园空间和阈限的景观。“家”的空间贯穿流民迁移过程始终,具有居间性:被机器破坏的家园变得熟悉又陌生,连接着过去与未来的公路成为了流民新的生存家园,海报上加利福尼亚的家园只是个处于现实和想象中的幽灵。沙漠和难民营是小说中重要的阈限景观,具有潜在性:流民们在横跨沙漠时经历了生命阈限,在难民营中加速了反抗与联合意识的觉醒。流民在迁移过程中伴随着环境和空间的变化,身份认同也会经历阈限。阈限的身份主要表现为身份的不确定性和转化。身份的不确定性体现在牧师凯西对自己职业身份的动摇以及整个流民群体被同族人的否定;身份的转化体现在汤姆和罗夏莎两人身上:汤姆从独善其身转变成兼济天下;罗夏莎成长为一名成熟的母亲。流民们对自我身份的不断追寻和思考是得以在迁移中生存的精神动力。在迁移过程中,主体和他人的关系也经历了阈限性,表现为婚姻中的两性关系以及和陌生人建立的社会关系。在两性关系里,女性作为弱势的一方实现了权力的倒置和对传统男女关系的颠覆。无家可归的流民因为平等、同质、亲密而自发形成融合体,预示着“愤怒的葡萄们”将要联合起来,最终有望走向新的聚合。探讨《愤怒的葡萄》中的阈限性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斯坦贝克对底层人民生存现状和心理状态的关注、对集体的政治力量的认可以及对20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现状的批判。同时,在移民现象日益普遍的当今社会,阈限性是尤为重要的一个特点,本论文的探讨也能为此提供一些现实意义,希望移民问题能得到更多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