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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绝不单纯是一个经济行为，更是一个社会发展和文化转型的系统行为，或者说，东北文化的现代性转化既是振兴的内容，又是振兴的动力。然而，在探索东北区域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人们“就经济论经济”，往往习惯于从有形的“物”中来寻找问题的答案，执着于用“经济增长”的思维来解决东北“社会停滞”的难题，热衷于用“经济中心”的理念来引导东北“全面转型”的议题，将目光聚焦在体制、机制、资金、资源、人才等正式制度和经济因素上，从这些经济要素中寻找“东北失落”的原因，并且围绕经济要素“做文章”，而对文化因素、社会因素等非制度层面视而不见或不够关注，如此这般，东北老工业基地历史包袱沉重、发展步伐停滞，长期以来一直困于投入、改造、转制和调整的经济怪圈之中。
反观和发掘“东北现象”及“新东北现象”的深层诱因，不难发现，体制机制的阻滞效应、官僚本位的闭锁效应、人才匮乏的短板效应、资源枯竭的约束效应等均不容回避，而且，东北文化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推力和阻力亦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一个区域没有进步、厚重、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底蕴，就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和跨越发展，反之，也可能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深层制约因素。其中，东北移民创业文化的深沉积淀尚未得到挖掘、激活和利用，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秘”原因。
因而，应该将时空、历史、文化维度纳入到对东北社会转型的思考框架之中，跳出“经济中心”的单向逻辑，以提升移民创业文化为切口，以振兴东北人精神为关怀，重新认识东北社会振兴的历史文化过程。这就是本文的思考脉络和理论关照。
依据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分成三个阶段:即186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改革开放实施三十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
从本质意义上说，“闯关东”移民创业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大共同体，还是基于村落和宗族的小共同体，这些原乡的社会组织都已无法为移民提供应有的社会保护和福利支持，移民不得不离乡创业、另谋生路。换句话说，关内移民“闯关东”创业，是“国家积弱”、“社会涣散”背景下民众自发的自我保护行为。
晚清至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的生存型创业，其基本动因源自当时社会的生存压力。战乱的频发、社会的混乱、生计的压迫并不允许这些移民仔细评估创业过程的风险、选择创业方式的优劣，整个移民的迁徙、流入、生根过程，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些移民的创业过程在信息缺乏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既表现出敢为人先的冒险意识，又充满了浅尝辄止的机会主义。所以，这一时期的移民创业场域具有鲜明的生存型特点，一切以“活着”为出发点。
如果说，晚清至民国的“闯关东”移民潮是“国家”控制体系衰败状况下“社会”的自我防御、保护行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进军北大荒”则是国家强势动员、群众被动参与的一系列移民建设运动。
建国后的移民创业场域，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移民创业的空间位置基本是固定的，没有自主流动的可能性;移民创业行为受到组织的严格控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移民创业过程以集体形式开展，个人是完全服从于集体的;移民创业受到国家强烈干预，国家权力甚至深入私人领域。整个移民创业场域，几乎脱离了“创业”的内在本质，陷入了一种“国家压制社会、政治超越经济、集体淹没个体”的情境。移民创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行为。移民创业活动总体上是被动的、盲目的、无意识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东北移民创业场域获得了较大的机会空间和自主性。移民创业者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相对自主地选择创业地点、寻找创业机会、择定创业项目、权衡创业手段。在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逐步宽松的背景下，这些移民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基本上不再完全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管制与支配，而是在市场规律和自我选择的前提下进行就业与创业。
移民自主创业场域的形成和拓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流动创业资源”和“自主创业空间”。进而言之，“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结果，而随着“国家”的退场和“社会”的凸显，“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获得了进一步放大和扩展，将会进一步改变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言之，改革后移民创业不再绝对依赖于国家和政府，而更多地由民间社会以市场逻辑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移民创业彰显出的自主性特征，让创业活动渐趋回归经济行为的本质。
如果说“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核心是“闯”，它强调“敢闯敢干、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关键是“创”，它强调“从无到有、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那么“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实质是“新”，它强调“市场引导、创新发展”的自主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不同的创业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冲突、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目前东北创业文化的大致轮廓和基本框架，也铸就了当下东北移民创业的主要状态和氛围。构建东北新型地域创业文化，必须激活并利用上述三种新老“传统”创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
反观和发掘“东北现象”及“新东北现象”的深层诱因，不难发现，体制机制的阻滞效应、官僚本位的闭锁效应、人才匮乏的短板效应、资源枯竭的约束效应等均不容回避，而且，东北文化在经济社会转型中的推力和阻力亦不能等闲视之。如果一个区域没有进步、厚重、符合时代需要的文化底蕴，就难以实现经济社会的顺利转型和跨越发展，反之，也可能成为经济社会转型升级的深层制约因素。其中，东北移民创业文化的深沉积淀尚未得到挖掘、激活和利用，更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隐秘”原因。
因而，应该将时空、历史、文化维度纳入到对东北社会转型的思考框架之中，跳出“经济中心”的单向逻辑，以提升移民创业文化为切口，以振兴东北人精神为关怀，重新认识东北社会振兴的历史文化过程。这就是本文的思考脉络和理论关照。
依据东北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可以将东北创业文化的发生、养成与演化分成三个阶段:即1860年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前“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1949年至改革开放之前，新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改革开放实施三十年以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下“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
从本质意义上说，“闯关东”移民创业是“贫苦农民在死亡线上自发的不可遏止的悲壮的谋求生存的运动。”无论是基于国家和政府的大共同体，还是基于村落和宗族的小共同体，这些原乡的社会组织都已无法为移民提供应有的社会保护和福利支持，移民不得不离乡创业、另谋生路。换句话说，关内移民“闯关东”创业，是“国家积弱”、“社会涣散”背景下民众自发的自我保护行为。
晚清至民国时期，闯关东移民的生存型创业，其基本动因源自当时社会的生存压力。战乱的频发、社会的混乱、生计的压迫并不允许这些移民仔细评估创业过程的风险、选择创业方式的优劣，整个移民的迁徙、流入、生根过程，都是为了解决基本的生存问题，所以这些移民的创业过程在信息缺乏等各种不确定性因素的影响下，既表现出敢为人先的冒险意识，又充满了浅尝辄止的机会主义。所以，这一时期的移民创业场域具有鲜明的生存型特点，一切以“活着”为出发点。
如果说，晚清至民国的“闯关东”移民潮是“国家”控制体系衰败状况下“社会”的自我防御、保护行为，那么，新中国成立之后，计划经济体系下的“进军北大荒”则是国家强势动员、群众被动参与的一系列移民建设运动。
建国后的移民创业场域，有以下几个重要特点:移民创业的空间位置基本是固定的，没有自主流动的可能性;移民创业行为受到组织的严格控制，不是自由选择的结果;移民创业过程以集体形式开展，个人是完全服从于集体的;移民创业受到国家强烈干预，国家权力甚至深入私人领域。整个移民创业场域，几乎脱离了“创业”的内在本质，陷入了一种“国家压制社会、政治超越经济、集体淹没个体”的情境。移民创业不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行为，而是一个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行为。移民创业活动总体上是被动的、盲目的、无意识的。
在改革开放的大环境下，东北移民创业场域获得了较大的机会空间和自主性。移民创业者可以“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相对自主地选择创业地点、寻找创业机会、择定创业项目、权衡创业手段。在社会氛围和市场环境逐步宽松的背景下，这些移民创业的积极性和能动性得到了较大程度的释放，基本上不再完全受制于行政权力和意识形态的管制与支配，而是在市场规律和自我选择的前提下进行就业与创业。
移民自主创业场域的形成和拓展，很大程度上受益于改革所释放出来的“流动创业资源”和“自主创业空间”。进而言之，“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与社会关系调整的结果，而随着“国家”的退场和“社会”的凸显，“流动创业资源”与“自主创业空间”获得了进一步放大和扩展，将会进一步改变社会与国家的关系，特别是弱化社会成员对国家的依附关系。正是在上述意义上言之，改革后移民创业不再绝对依赖于国家和政府，而更多地由民间社会以市场逻辑来运作。改革开放以来东北移民创业彰显出的自主性特征，让创业活动渐趋回归经济行为的本质。
如果说“生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核心是“闯”，它强调“敢闯敢干、敢作敢为”的冒险精神，“动员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关键是“创”，它强调“从无到有、无私奉献”的集体精神，那么“发展型”移民创业文化的实质是“新”，它强调“市场引导、创新发展”的自主精神。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三种不同的创业文化形态之间相互冲突、彼此制约，共同构成了目前东北创业文化的大致轮廓和基本框架，也铸就了当下东北移民创业的主要状态和氛围。构建东北新型地域创业文化，必须激活并利用上述三种新老“传统”创业文化中的优秀因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