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公众对美好生态环境愈发强烈的需求,生态环境修复自然也被寄予厚望。为了更好的直接救济受损害的生态环境,《民法典》1234条明确规定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将对环境公益的保护纳入了私法保护范畴。当前,我国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已然成为一种新型的责任承担方式,不仅在私法中明确规定,在部分环境单行法中也有所涉及。对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研究,单从公法或者私法的角度都存在一定局限性,需要跳出“公法—私法”二元结构的理论障壁,在公私协同的视角下审视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相关主体。考量现行环境问题发展趋势和现实需求,生态环境的修复不仅仅是简单的判决责任主体承担修复责任,更重要的是落实修复责任,这需要围绕多元主体展开、多种救济工具配合,构建多元参与、协同合作的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主体模式。2021年是《民法典》正式施行的第一年,本文聚焦于生态环境修复责任司法实践的最新适用情况,通过整理现行环境领域行政强制执行、行政公益诉讼、民事公益诉讼（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中申请确认磋商协议有效的四种案件类型,总结裁判方式后发现修复责任的承担与履行存在诸多问题亟需解决:责任人自行承担行为修复的适用率较低、责任主体单一且多主体间责任承担不清、行政主体代履行效果欠佳、缺乏明确的修复监督主体以及公众参与程度低。分析其根本原因在于我国尚未建立完整的生态环境修复制度,各主体的职责分配不明,使修复责任陷入“空判”的困境,难以达到修复的预期效果。为了后文研究做铺垫,进一步探析修复内涵、修复责任公私双重属性、修复责任特殊构成要件以及主体类型等基本问题。接着,对分属于私法（侵权法体系）和公法（行政执法体系）中的修复责任主体展开检视,从立法规定、理论基础及各自的优劣三个方面具体论述。再将研究视角从“公私分离”转向“公私协同”,重点提出公私法协同视域下生态环境修复责任主体的理想状态应该以公主体与私主体相互借力为基础,以行政权与司法权合力救济为保障,以形成多元主体共同修复格局为目的。针对当下的立法和司法困境,借鉴域外立法对责任主体的广泛规定、以行政为主导的环境损害救济模式以及公众参与途径等方面的有益经验,结合我国生态环境修复的现实需求,首先需要借助《生态环境法典》编纂趋势,加快有关修复责任的立法进程。同时,为落实生态环境修复责任提出了一套具体的优化分配方案:第一,将责任承担主体分配给行为人和行政主体,行为人承担首要责任,行政主体在特定条件下承担补充责任,并通过引入“状态责任人”、继受人、保险机构、受益人等扩大责任主体范围;第二,将实施主体分配给行政主体和第三方专业机构,由行政主体主导修复工作的实施,由第三方实施技术难度系数大的修复工作,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实施修复;第三,根据责任主体与实施主体的不同将监督修复过程和修复实效的责任分配给行政主体、司法机关和社会公众;第四,在责任追究程序上,以环境行政执法为先,优先行使“责令修复+代履行”的行政规制手段,其他司法诉讼兼为行政执法的补充。通过重新厘清修复责任承担主体、实施主体、监督主体以及追究主体责任的程序序位,发挥各类公私主体的最大效用,促进修复责任的落实,实现以生态环境修复为中心的损害救济制度,回应多元主体共治环境之要求。本文可能的创新之处在于,第一,采取案例实证的方式以“生态环境修复主体”作为研究对象,梳理最新司法现状掌握相关主体在修复责任中的适用情况;第二,研究视角的创新,以公私法协同的整体主义视角研究生态环境修复责任的主体。本文的不足之处在于案例搜集可能存在不全面、所提优化分配方案不完整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