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善意取得制度自2011年《公司法解释（三）》确立以来,对日渐频发的股权交易纠纷发挥了积极作用,这也是现阶段我国公司发展和交易秩序的现实要求。但由于立法的不完善,导致股权善意取得在司法实践中存在具体适用规则不明确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通过自2011年《公司法解释（三）》出台以来此类裁判案件的梳理,分析当前我国股权善意取得制度存在的现状,通过逐个分析构成要件,提出在司法实践中的裁判建议。除引言和结语外,论文主体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首先,论述物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基础,进而对股权善意取得基本内涵进行界定。其次,梳理学界关于股权能否适用善意取得制度的理论,提出既然有现实所需,又为立法所确认,则不应继续讨论其合理性,而应专注于其适用问题。再者,分析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制度价值,即提高交易效率,维护交易安全,以及解决利益冲突,实现各方权益最大平衡。第二部分:搜集《公司法解释（三）》出台以来股权善意取得案例,抽取100份裁判文书作为样本,并进行数据分析,得出当前我国股权善意取得制度的现状。目前来看主要集中在股权善意取得认定严苛、适用范围扩大、善意认定标准及支付合理对价认定不统一等四个方面。第三部分:结合案例具体分析股权善意取得的构成要件。首先应当以无权处分为前提,排除冒名转让、协议无效、关联交易等情形的适用可能,并对名义股东处分股权情形的质疑进行回应;其次主张采用举证责任倒置的善意认定规则,延长善意持续时间,坚持谁主张谁举证的证明责任;再者以评估价格为准,准许以物抵债、分期付款等形式,统一“合理”与“支付”的认定;最后坚持登记对抗主义,强化登记的公示效力,与物权保持一致。第四部分:为解决真实权利人与受让人之间的利益平衡问题,参考德国法的做法,引入可归责性原则。从动产与不动产可以规避引入可归责性入手,探讨股权引入可归责性的必要性,并分析其在司法实践中的具体适用问题。在引入可归责性原则后,在股权交易中利益受损的各方当事人便有正当理由寻求救济,包括违约损害赔偿请求权、侵权损害赔偿请求权和不当得利返还请求权三种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