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既是一项复杂而困难的工作，但也是一项能使人着迷的工作。一方面它是很困难的，正如I．A．理查德所说的：“翻译很可能是世界上最复杂的事情之一”。另一方面，它是使人着迷的，因为从古至今，从国内到国外，有如此多的文人志士致力于翻译事业，即使是没有报酬，甚至于积劳成疾，也乐此不疲。把一种语言的作品用另一种语言有效而贴切地翻译出来，确实是一项高水平的技巧。这种技巧的习得其中一个主要的方法应当是研究、模仿已经功成名就的专家。有鉴于此，“翻译家们的翻译活动和他们的翻译作品应当像一门科学那样去研究，就像其他任何的人类活动那样进行科学地分析。”然而，在传统的翻译观念中，翻译者的身份被定位为“仆人”，他们的作用长期受到忽视。20世纪70年代之后，西方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拓展了翻译研究的范围和方法。这种由这次转折导致的面向译入语文化的方法使翻译家在翻译过程中的主体性作用逐渐凸显；因此，对翻译家的主体性和他们文化、审美取向的研究成为重要的课题。虽然中国对译者的研究已有较长的历史，但这种以译者为中心的系统研究直到80年代才开始。不言而喻，当前翻译的主体性研究应主要放在对翻译名家的理论、实践，特别是他们的作品研究上；只有这样，他们的宝贵的翻译经验和技巧才能被搜集、整理和吸收。这样做不但可以有助于从事翻译的年轻人很快改进自己的技巧，而且对译学建设有很大的贡献。 大约两千年的中国翻译史上，出现了象古代的安世高、玄奘、徐光启，近代的严复、林纾、乃至梁启超，进入20世纪的现代，鲁迅、郭沫若、林语堂、茅盾、傅雷等这些光彩夺目、熠熠生辉的翻译大家，他们的翻译活动，介绍了国外的科学文化知识，促进中华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其中，作为英国古典文学专家、著名的翻译家张若谷，就是其中一颗明亮的巨星。他曾翻译过英国小说家托马斯.哈代的《还乡》，《德伯家的苔丝》，狄更斯的《大卫.考坡菲》(今译为《大卫.科波菲尔》等，被誉为托马斯·哈代的东方知音。其中，他所译的《德伯家的苔丝》自1935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以来，历经寒暑，作为英国文学翻译的经典译作不断告罄而再版，深受广大读者的称道与厚爱，也得到了专家学者的赞赏。虽然目前《苔丝》的译本不下六、七种之多，然而，够得水平线上的优良译本却是风毛鳞角。同时，他也因研究哈代作品而蜚声中外所以，被西方文学界誉为“哈代专家”。他翻译的作品被香港有关译论家称为“译作的楷模”，为英国文学在中国的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张先生和其他同时代的著名老翻译家一样，精通英文，又有深厚的国文基础，可谓学贯中西，博大精深。他一贯坚持将学术研究和翻译实践结合，以其主张的以“地道的译文，地道的原文”而享誉译坛。更难能可贵的是他治学严谨，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译作颇丰，学殖甚富，却又不事张扬。 在这篇论文中，作者以他的翻译力作《德伯家的苔丝》(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年7月)为例，来研究他独特而杰出的翻译理论和实践。同时对比另外两个中文译本，一个是由郑大年所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0年10月)另一个是孙法理翻译的(译林出版社1994年5月)。 本文共分七部分。序言从总体上介绍了张谷若先生的主要翻译活动及作品，文章特别指出的是《德伯家的苔丝》早在1935年即由张先生译成中文，并出版。当时他与傅雷、茅盾等一样，是用白话文进行翻译的最早的人士之一。在白话文于五、四时期提出，到30年代刚刚形成的时候就能使用白话文译书，且竟达到了如此水平，实非易事。第一章总述张谷若先生的翻译理论和翻译实践，然后分析《德伯家的苔丝》语言特点，以此为后面的对比作好准备。第二章，在叙述方面对三个中文译本进行选词、炼句、修辞和句子结构等四方面的有选择、有代表性的对比;第三章继续从对话方面对三个译本进行对比。第四章主要分析双语转换过程中的文化传递。从这一章中对比中，使人不得不钦佩张先生的远见卓识:通过使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有意识地在译文中保留异域文化差异。第五章集中对风格的传递进行对比。 在最后一部分结论中，总结全文:经过对三个译本的举例翔实的比较，特别是概述二、三、四、五章的对比分析，得出结论:作为《苔丝》的复译本，上海译文出版社和译林出版社的两个译本都是较好的译作;无论从理解到表达都具有自己的特色。而张谷若的翻译更胜一筹。他不仅在词语的翻译上能字甚句酌，而且对原著的文体悉心研几，称量而出。他的译文用笔自然，全没有雕琢斧痕，具有种自然的美，真实的美:因此，他的译作享有盛誉之处正在于“朴淡意多，其中的自然美和真实美，可于极真、极朴、极淡处求之”。这与他中英文根底深厚是分不开的;与他的严谨学风，分不开;更与他生活朴素，身体力行，对自己的译作认真审订，刻意求工，不事张扬的高风亮节分不开。他无愧于“哈代专家”和“译作的楷模”之美誉。通过对比《苔丝》译文的语言特色，得出这样的结论:张谷若的译作可以称得上是翻译经典;如果说林纤的翻译我们誉为“林译”，傅雷的翻译为“傅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