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改革是从农村开始的，在20世纪80年代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但90年代以来，一些农村地区的干群关系紧张，社会冲突上升，上访、集体上访、越级上访大量增加，直接影响到农村的发展、农村社会的安定，进而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稳定与发展。本文首先对当代中国农民的集体维权行动进行了个案研究，接着对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特征、表现形式和政治风险进行分析，最后从利益理论、政治参与、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等三个视角对农民集体维权行动进行了政治学理论上的探讨。　　 文章的第一部分从个案发生的背景、农民集体维权的具体过程进行了阐述。文中选取的五个案例反映了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不同时期中国农村的真实情况，涉及到的一些问题基本涵盖了农民维权的几大焦点。维权过程中农民与基层政府的冲突、妥协、合作等关系得到了充分展示。　　 第二部分以个案为基础，分析了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特征、表现形式和政治风险。近年来，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焦点正逐步由费税矛盾转向土地问题，他们多把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基层政府，其维权行动具有一定规模性，且组织化程度和政治性不断增强，发生了较多的重复上访、越级上访的现象。当体制内的维权方式不能达到目的时，可能转向体制外的行为，从而导致与基层政府的冲突，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同时在一定程度上动摇了党的执政基础。　　 第三部分是对农民集体维权行动的政治学思考。农民集体维权的根本原因在于农民的群体利益受损。农民作为当代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本身就处于利益缺失的状态下，寻求集体行动几乎是其维护自身利益的唯一途径。化解农民集体维权对政府带来的危机，根本之举就在于切实维护农民的利益。农民集体维权是一种手段性、情感性的政治参与，在实践中，当农民通过制度内渠道表达利益存在困难时，便会表现出一种非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从而导致政治不稳定。因此，必须要建立、健全农民政治参与机制，加强农民政治参与的制度化、法制化，并保持农民适度的政治参与。在转型期的背景下，随着社会与国家关系的转变，农民集体维权的日趋频繁具有必然性。它不仅体现了当前社会利益与国家利益冲突的状况，而且反映了国家制度性权威丧失的程度。要处理好国家与乡村社会(农民)的关系，就必须提高国家权力的制度化水平，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执政水平，建立健全法律机制，同时还要发展和培育乡村社会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