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广州市的中院依规针对康美药业证券虚假陈述责任案作出了一审判决,该案件对其中五名独立董事作出的承担高额的连带赔偿责任受到广泛的关注。此后,独立董事辞职形成热潮,薪酬与责任的严重不平衡引发了各方主体的关注,独立董事在实践中被监管以及立法机构赋予极大地期待,各界希望独立董事能够基于其专业判断以及独立地位在信息披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但在实践中却被迫地或者自觉地沦为“花瓶”,关于独立董事制度的讨论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热点话题,独立董事在信息披露中应发挥怎样的作用?独立董事能否同普通董事一样承担相同的民事责任?独立董事的责任范畴等问题都亟待确定。同时,《关于审理证券市场虚假陈述侵权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的颁布,进一步细化了有关独立董事在民事责任认定中的具体要件,整合了司法解释的相关内容,初步构建了科学的逻辑体系,是制度上的有益探索和实践。然而,独立董事制度作为舶来品,其在“本土化”过程中仍存在着勤勉勉尽职标准不明确、配套制度不完善以及独立董事责任范围过高等问题,违背了该制度的设计初衷,严重阻碍了我国投资者权益的保护以及相关法律体系的完善。因此,本文从证券虚假陈述制度入手,对证券虚假陈述的概念以及责任主体进行分析,从而明确独立董事在证券虚假陈述民事诉讼中的角色定位,为后文独立董事民事责任的认定和承担提供制度前提;在基础的制度分析后,从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实践效果两方面对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的过错认定、抗辩事由以及责任承担等方面进行分析,从而明确现有的法律规定以及存在的制度缺陷,通过对以上问题的梳理,结合域外独立董事制度的相关研究,从比较法的角度探讨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民事责任制度在过错认定、独立董事被追责的风险程度以及被追责的力度上的差异,运用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等方法,深入分析我国证券虚假陈述中独立董事民事责任法律规定的缺陷,与此同时提出与问题相对应的解决对策,从而重新塑造良好的经济生态,让独立董事能够有安全感的发挥应有的尽职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