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思想界对于乌托邦有一种思维定势：乌托邦=空想(异想天开)=社会(共产)主义=独裁专制=大屠杀,而其反面是资本主义。于是,乌托邦和社会(共产)主义一起都被污名化了。所以政治学界对乌托邦的研究成为了一种“边缘学问”：既然乌托邦是这么差的一种东西研究它有什么用呢?最多是看看人类历史上有多少种奇思妙想而已。“乌托邦”也就只能隐遁到哲学领域,被抽象成某种“乌托邦精神”。本文强调应该为乌托邦正名：乌托邦并不仅仅包含社会(共产)主义学说,而且这二者都与独裁专制、大屠杀没有什么关系。把乌托邦污名化本质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学术偏见。乌托邦就其本意来讲,是一种对“好社会”的思考和设计。它为我们展现了不同的生活的可能性。在此意义上,乌托邦就不止包括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资本主义也应被涵括在内。它们应该被放在平等的地位和话语环境中上进行比较。本文试图用类型学的方法对乌托邦展开研究。在本文看来,这三种“主义”代表了现代乌托邦的三种主要类型。它们均产生于欧洲从封建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时期。这并非一个巧合,而是代表了当时思想家面对现代性问题的三种基本思路。他们共同面对一个问题：社会系统中的经济子系统正在要求摆脱社会其他系统的控制和束缚而独立出来,这个新的社会究竟好不好、它应该如何运转?乌托邦资本主义学说以亚当·斯密为代表。斯密对现代性的出现持肯定的态度。他认为一个社会完全可以将经济作为整合社会的手段,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为利益关系,这样不仅符合人性,而且在“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下社会可以自行运转。资本主义乌托邦理论就这样以“经济”为核心建立起来了：政治要为经济服务,它的主要作用就在于维护市场秩序,政治的公平在于各种利益集团的“以恶制恶”,即“利益政治”；在文化上,要改变中世纪禁欲的文化导向,确立人们追求物质享受的正当地位；在人格上,资本主义需要一种能够克制自己遵守纪律的“文明”的理性经济人来配合；法律上,约束这种“理性经济人”的方法是功利主义的“道德计算”；在历史哲学上,斯密等人用经济形态和财产关系的变化解释了人类从部落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历史变迁,认为经济的发展使人类摆脱了奴役获得了解放,成为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先驱。与资本主义相反,乌托邦共产主义反对将经济系统作为社会的主导系统,是一种“反现代性”的学说。现代共产主义者从“价值规范”和“共同体”两个社会子系统的角度对现代性进行了批判,对整个社会运转方式的设计与乌托邦资本主义截然相反：在整合社会的手段上,它要求返回具有古代意味的“共同体状态”；在政治上,与资本主义的利益政治不同,它要求一种“公意政治”；在文化上,它认为追求物质利益并不能得到幸福；在人格上,与资本主义的“文明人”相对,它推崇的是“质朴的人”；在法律上,它认为法律的目的是废除私有制,釜底抽薪地阻断人们作恶的根源；在历史哲学上,它认为恰恰认为不是经济解放了人而是经济奴役了人。如果说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作为一对“正题”和“反题”存在的话,那么社会主义就在试图成为它们的“合题”。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一样接受了现代性的价值,将经济生产作为了社会最重要的功能。在它看来共产主义的禁欲色彩太过浓厚。但它又对资本主义的这一套制度设计不满。它一方面认为资本主义在效率上还不够高,另一方面它和共产主义一样对资本主义造成的分配不公、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极为不满。在它看来,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都在做一道“二选一”的选择题：要么要经济而牺牲社会和谐,要么要社会和谐而牺牲物质生产。它希望的是二者兼得。圣西门、傅立叶与欧文代表了社会主义学说的最高成就。作为理性主义者的圣西门认为完全可以将经济的运转当作一个技术问题来看待,通过一个指挥者来调节经济以提高效率,从而开启了计划经济的先河。而傅立叶阐述了一种关于人类欲望的“物理学”,如果按照这种物理学组织生产,那么人们就会自动在情欲的作用下完成生产,达到欲望满足的最大化。欧文则认为应该改变整个社会运行的动力,将人们为了逐利而生产变为为了友爱而生产,将生产建立在“友爱逻辑”的基础上。作为环境决定论者,欧文还认为通过教育完全可以实现这一点。最后本文还探讨了乌托邦与现实的关系,从理论与历史实践的角度对这三种乌托邦的可行性进行了初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