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平与效率,在司法理论与司法实践中一直都难以有效地平衡,尤其是在牵扯到公民基本人身权利的刑事司法领域。基于我国人口基数大、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现实情况,导致了我国刑事案件多发的特征。所以,这一方面就要求公安机关、检察院和法院三机关积极配合并高效地打击犯罪；一方面又要要求三机关在进行执法的过程中不能犯过错,以免损害司法的公平正义性。正是基于提高司法效率的要求,在司法实践中,公检法三机关都采取了结合破案率、起诉率和结案率等指标相挂钩的奖励制度以提升办案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加快刑事案件的办理效率；同时为了确保司法公平,就采取了相关的过错责任追究制度,以规范办案人员的执法行为,保证犯罪嫌疑人应当享有的公民权利。然而过错追责制度的创制本意虽然是好的,而实际运行中,在过错的认定中却会遭遇到困境,例如,软刑讯的方式就难以为第三方所验证。所以为了解决这种困境,本文不局限于传统法学看待公检法三机关的角度,而是独辟蹊径的以信息经济学的角度看待三机关间的关系,应用激励理论为手段,通过对三机关办案人员与组织追责人员间信息不对称的情况进行分类讨论,论证了过错追责机制在事前的两种效果：事前威慑的正面作用与可能导致合谋的负面作用。并通过模型计算出追责机制在平衡这两种效果间的最佳惩戒设计,从而平衡了刑事司法所要求的效率与公平。为了更好的发挥过错追责机制的效果,平衡效率与公平的要求,就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司法体制进行相应的改革：一方面要加强检察院的监督权；另一方面要更充分地贼予人民监督员监督检察院的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