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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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是国家的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金融业快速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但仍存在诸多难以适应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求的矛盾和问题,导致金融体系始终存在着结构性、功能性和区域性失衡,不仅制约着金融体系自身发展质量的改善,更是中国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症结所在,影响了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另一方面,当前大部分研究都未能从整体上考察和纳入一个完整的金融体系,因此缺乏对金融体系运行规律的充分认识,也无法深入、准确地探讨金融发展对实体经济增长产生影响的各种动态机制。那么,能否基于金融发展质量的视角,在研究中纳入一个较完整的金融体系,在清晰把握金融体系运行规律和演变特征的基础上,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和影响机制,并进一步考察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程度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为回答上述问题,论文基于金融发展理论体系,界定金融发展质量内涵,构建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并进行测度,对其动态演变特征进行较全面的量化分析。在此基础上,论文构建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考察和分析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可能作用机制,并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及其各维度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进一步地,论文基于不同金融子行业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部门增长率差距的视角研究和分析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最后,论文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考察中国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程度,提出促进中国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综上所述,论文得到如下的主要研究结论。第一,通过对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理论机制的研究,论文发现:首先,在金融体系具备一定的规模时,实体经济增长与金融结构和金融效率有关;其中,对实体经济增长起决定作用的是资本转化效率。同时,金融体系和实体部门之间存在部门增长率差距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且存在一个最优的部门增长率差距阈值(或阈值范围)。其次,依据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进一步从规模、结构和效率维度考察和分析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从规模维度来看,金融规模适度增长,金融体系能够有效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进而有助于金融发展质量的改善。从结构维度来看,金融结构的改善有助于金融发展质量的提升和金融体系有效服务实体经济能力的提高。同时,直接面向实体经济提供资本的金融市场部门对金融体系结构的变化更为敏感,金融中介部门则对实体部门的规模变化更为敏感。从效率维度来看,金融中介效率的提高与资本转化效率的提升均能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但金融中介效率的改善已经不是提升金融效率的有效途径。要有效提升金融效率,促进金融体系服务实体经济增长的能力,应更多地通过改善资本转化效率。第二,通过对金融发展质量时空动态演变特征的分析,论文发现:首先,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金融发展质量均呈现显著的改善,其变化趋势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征。其次,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非参数KDE曲线的位置、形态、分布宽度和极化特征等表现出显著的差异;基尼系数均呈现明显的波动下降趋势,其中,东、西部地区的下降程度较为明显。再次,全国整体及三大区域的变异系数均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支持σ收敛假说;同时,其绝对β收敛和条件β收敛估计系数均至少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负,支持β收敛机制。最后,中国金融发展质量呈现明显的地理空间负相关集聚特征,且这种空间集聚特征比较稳定。第三,通过基于金融业整体视角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发现:首先,金融发展质量的改善有利于金融体系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能力的提升。其次,金融规模的调整有助于金融体系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且金融规模质量的提升有更显著的作用。再次,金融结构的优化有助于金融体系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无论是金融内部结构还是金融相对结构的优化都具有显著的作用。最后,金融效率的提升有助于金融体系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能力的增强,其中资本转化效率的提升有更显著的作用。第四,通过基于不同金融子行业视角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发现:首先,银行结构和发展质量、资本市场结构和发展质量的改善都能有效促进实体经济增长,但存在适宜的作用范围。其次,分区域来看,要推动实体经济增长,东部地区主要通过银行结构和发展质量、资本市场结构以及保险市场结构的改善,中部地区主要通过银行发展质量和资本市场发展质量的改善,西部地区则通过改善银行结构和资本市场结构,并优化保险市场结构。最后,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之后,银行业更多地依靠优化银行业金融机构的结构推动实体经济增长;资本市场在调整和优化结构的基础上,开始通过提升为实体经济的融资能力促进其增长。第五,通过基于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率差距视角实证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论文发现:存在一个最优的部门增长率差距区间,在此区间上,金融发展质量在规模、结构和效率上均达到最优状态,能够最有效地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进一步地,当部门增长率差距过低时,金融体系发展受限;此时,由于适宜的金融规模难以达到,导致金融效率降低,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的能力难以持续提高。当部门增长率差距过大时,投资过多流入金融体系,导致金融体系过度膨胀;金融的过度发展导致实体经济“脱实向虚”加快,加剧了金融体系各子行业相对结构的失衡,最终导致金融效率降低,金融体系难以有效服务和支持实体经济增长。第六,通过对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研究,论文发现:从整体层面来看,全国整体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程度(均值)都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均由初级协调发展型逐步改善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从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来看,全国整体和东、中、西三大区域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程度(均值)均由初级协调发展型逐步改善为良好协调发展型。但在2009年之后,中、西部地区的协调发展程度开始超过东部地区。在此基础上,论文进一步从规模、结构和效率三个维度提出和阐述了促进中国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协调发展的对策建议。论文的可能创新点在于:(1)论文基于金融发展理论体系,界定金融发展质量内涵,构建金融发展质量评价指标体系,对金融发展质量进行测度,并全面、系统地量化分析其时空演变特征。与现有文献大多基于结构或效率等单一视角不同,论文从规模、结构和效率3个维度对金融体系进行较全面地考察和研究,试图在研究中纳入一个较完整的金融体系,从发展质量的视角把脉中国金融发展的演变规律和动态特征,不仅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金融业实现规模、结构和效率协同改善的质量提升型发展提供理论依据和经验参考,也为推动中国金融与实体经济增长高质量协调发展提供新的思路。(2)论文构建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框架,将资本区分为生产性资本和金融资本,并创新性地将金融资本区分为金融中介资本存量和金融市场资本存量,进一步据此界定了金融中介效率和资本转化效率。在此基础上,从规模、结构和效率3个维度考察和研究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理论机制,为后文的实证研究提供较为坚实的理论基础,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金融发展理论。(3)依据金融发展质量的测度结果和构建的理论分析框架,论文在实证研究中纳入一个较完整的金融体系,考察金融发展质量及其各维度对实体经济增长的影响机制,多维度地探讨了金融发展质量影响实体经济增长的作用机制;同时,论文基于金融不同子行业结构和发展质量以及金融体系与实体经济部门增长率差距的视角,从不同视角实证研究了金融发展质量如何影响实体经济增长;进一步地,论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测度金融发展质量与实体经济增长的协调发展程度并据此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不仅为促进区域协同发展在金融方面提供一定的经验依据,也为深化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在金融方面提供可行之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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