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界公认的传统公共行政理论(也称官僚制行政理论)包括政治与行政二分、官僚制理论和科学管理理论共同组成了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即威尔逊—韦伯—泰罗范式。之后,在人际关系学派的梅奥、管理过程学派的古立克、组织行为学派的西蒙等学者的补充和完善下,传统的官僚制行政理论形成了自身不断完善的逻辑体系。传统公共行政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政治与行政分离的前提下,公共行政以效率为中心去追求工具理性,进而实现政治的价值理性。官僚制行政理论适应了西方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的要求。随着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的过渡,生产和资本的日益集中,组织规模的扩大,政府的职能也不断增加且日益复杂化,在官僚制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各国相继进入了官僚制行政模式的时代,并取得了很大成效。韦伯提出的建立在法理权威基础上的官僚制理论表达了一种“理想”,在现实不可能完全实现,甚至包含有消极因素,以至于丘吉尔说官僚制是一种最坏的组织理论,但它又是至今仍没有过时,并且是惟一可采用的理论。如何在公共行政实践中,不断对其进行补充和完善,对于各国公共行政的发展是至关重要的。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后工业时代的到来,以及各国政府对官僚制理论的极端运用,追求标准化、稳定化、精确化的官僚制行政模式的弊端日益显现,加之战后在凯恩斯干预主义理论指导下度过经济危机的西方各国的“全能政府”的出现,政府侵占了部分市场的职能,严重削弱了市场的作用,从而导致了政府组织规模膨胀、效率低下、赤字严重等,出现了“政府失灵”的现象,官僚制逐渐陷入困境,原本追求效率至上的官僚制行政模式一定意义上成了效率低下、组织膨胀、集权反民主的代名词。面对这种情况,西方各国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新公共管理运动,通过以顾客导向、结果导向为原则寻求市场化的回归以帮助政府走出困境,新公共管理运动在西方各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研究兴趣,从范式的角度探讨新公共管理理论和传统公共行政理论间的关系,便是这种研究的内容之一,学者们形成了很大的争论,本文的工作是这种研究的一种延续。文章从库恩的范式理论出发,对传统的公共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进行了比较研究,认为从库恩“范式”的概念和范式转换的理论来看,新公共管理理论不具备“范式”资格,新公共管理也没有形成对官僚制行政模式的替代,而是在传统公共行政理论范式下对官僚制行政模式进行的修正和完善。我国正处于由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期,相对于西方发达国家而言发展比较滞后,但同时又要应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挑战,对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考察,并结合我国公共行政的实际情况,新公共管理运动的一些精神在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中也有了体现。中国有着历史悠久的世袭官僚制,但中国本土发展起来的官僚制是建立在传统权威的基础上,具有浓厚的人治和非理性特点,用韦伯的理性官僚制去改造中国传统官僚制的影响,由非理性走向理性,是实现中国公共行政法治化进程的必由之路。但是,为了应对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克服韦伯官僚制的弊端出现,还要结合我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的具体境状,对政府、社会和市场之间的关系进行合理定位,借鉴新公共管理运动的有益成果,对官僚制行政模式进行补充和完善,这样才能更好地推动中国行政管理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