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交织,我国发展的内部环和外部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越是形势复杂,越要修好“内功”,加快产业结构升级,以实现产业结构升级的确定性应对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为牢牢掌握发展主动权提供坚实支撑。要顺利实现产业结构升级,就需要调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明确产业结构升级的内在动力和规律。相对于其他产业,生产性服务业具有提升产业价值链和助推产业升级的巨大作用,与工业尤其是先进制造业的融合不仅是当下实体经济的发展方向,也正在逐步成为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方式,促进国民经济提质增效的巨大推动力。广东作为中国经济社会领域最活跃的区域和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在生产性服务业和先进制造业聚集方面有着突出的集聚优势,但同时也正面对着转换经济发展方式、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巨大压力,因此产业结构升级已经势在必行。那么,在产业结构升级中,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具体影响和影响机制是什么?是否存在行业和区域异质性?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并总结出相关规律,对于实现广东更好更快发展,提升区域竞争力,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助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基于此,本文首先通过对大量相关理论和文献的梳理,界定相关研究对象的概念以及梳理研究所涉及的理论基础,同时说明国内外学者对于产业协同集聚、产业结构升级以及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这几个方向的研究现状。其次,运用区位熵指数测度广东省的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度;在借助已有学者提出的产业协同集聚测度方法基础上,对广东省两业协同集聚水平进行测度,进一步分析广东省21个地级市的集聚现状。之后,具体分析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理,并为后续文章的实证检验提出三条研究假设。最后选取2010—2020年广东省城市区域的平衡面板数据,分别用产业结构高级化指数和产业结构合理化指数衡量产业升级水平,利用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1）整体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有效抑制产业结构偏离均衡状态,提升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但两者产业协同集聚对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并不是简单地线性关系,而是非线性“倒U”型关系;（2）在粤东西北地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可以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水平提升,在珠三角地区呈抑制效应;在珠三角地区产业结构高级化水平上,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的影响呈现非线性提升效应,而在粤东西北部地区呈现线性抑制效应;（3）在产业结构升级影响上,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细分行业与制造业协同集聚呈现行业异质性,其中金融业对产业结构升级的提升效果最为显著。最后,结合实证结论,本文提出三条建议:一提升广东省产业协同集聚水平,最大限度发挥产业协同集聚效应,助推产业结构升级;二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强化区域合作,加快粤东粤西粤北部发展;三继续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镇化水平、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发挥金融业资金融通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