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保护环境是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自2012年十八大以来,恢复性司法理念已逐步深入人心,成为生态环境领域法治建设的基本出发点,生态修复作为恢复性司法在实践中的具体表现形式,必然成为重要议题。论及生态修复,必先解决生态损害的定量问题,对此,我国虽然已经颁布了很多法律法规及试点方案,但相关制度体系仍存在很多不足。故本文以吴某污染环境罪一案为例,引出针对环境犯罪刑附民公益诉讼中生态损害定量问题的讨论,梳理当前环境司法领域生态损害定量问题相关的制度不足和实践缺陷,并探寻解决思路。除引言外,本文主要包括以下三部分:第一部分是案情简介。阐述了吴某污染环境罪一案的始末,人民检察院在这一案件中指控被告人吴某触犯污染环境罪,并且,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提出了由吴某承担该案生态修复费用并登报道歉的诉求,辩方极力抗辩,双方围绕是否应当参照虚拟治理成本法来确定生态修复费用,以及被告人是否应该承担该笔费用展开辩论。这一部分主要是以案例引出实践中生态损害定量领域存在的问题。第二部分是焦点问题的分析。通过对吴某污染环境罪一案及大量类似案例、典型案例的分析,从两方面进行展开:第一,剖析环境犯罪刑附民公益诉讼相关基础制度的不足,包括当前刑附民公益诉讼起诉人确定机制的不足、当前环境损害价值评估方法的相关制度不完善、以及环境司法实践中准鉴定意见的适用规则模糊等问题;第二,梳理当前生态损害定量机制在运行中存在的缺陷,包括起诉人诉前取证、评估、鉴定工作不到位、司法实践中生态损害定量的处理模式不统一、还有生态损害定量过程中能动司法理念落实不充分等问题。这部分主要是对该案所暴露出的问题进行总结与扩展,引出笔者的解决思路。第三部分是基于本案的研究结论。基于前述焦点问题的分析,笔者对环境犯罪刑附民公益诉讼中生态损害定量领域存在的问题对应提出了两方面的解决思路:第一,要加强环境犯罪刑附民公益诉讼基础制度建设,促进生态环境类公益诉讼专业起诉人的发展,进一步完善环境损害评估方法的相关制度,完善准鉴定意见的证据适用规则;第二,需推进生态损害定量在实践过程中运行机制的完善,加强刑附民公益诉讼起诉人诉前调查取证工作,将生态损害的定量处理模式统一化,推进能动司法理念在刑附民公益诉讼中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