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对犯罪的追诉包含自诉与公诉两种形式,两种方式根据自身特点在刑事犯罪追诉中均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而诽谤罪作为告诉才处理类犯罪,对其追诉既可以自诉,在满足一定条件时还可以公诉。但是随着现实生活日益复杂多变,且法律制度具有稳定性、滞后性的特点,诽谤罪在追诉上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2020年发生的杭州何某、郎某诽谤案也进一步暴露了我国刑事诉讼制度中存在的风险和缺陷,值得我们进行思考。本文分为四个部分,共计两万余字。第一部分介绍杭州郎某、何某诽谤案的基本情况。郎某连同何某诽谤被害人谷女士包养快递员,并通过网络传播。案件的争议焦点为:涉诽谤行为是否达到诽谤罪的公诉标准;本案在提起自诉后应当如何从自诉转为公诉程序。第二部分对案件的争议焦点进行法理分析。首先以比较法的方式,以德国、法国、俄罗斯、我国台湾地区为例,重点探索与我国刑事诉讼制度较为接近的大陆法系国家和地区如何对诽谤罪的设置及追诉制度进行规定。然后对我国诽谤罪自诉转公诉的现状进行分析,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明确诽谤罪公诉标准的具体内涵,进而讨论诽谤案件中公诉标准应如何适用;二是讨论自诉转公诉程序的基本内容,分析自诉转公诉不同衔接方式对应什么样的司法过程,带来什么样的后果;三是通过上文比较法和对我国法律制度的分析,总结目前诽谤罪自诉转公诉尚存在的问题,具体体现在公诉标准存在立法缺陷、自诉与公诉程序衔接不完善、对被害人权利保障不足三个方面。第三部分阐述本案的分析与结论。结合第二部分的法理分析,对本案进行具体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本案符合公诉标准应当提起公诉,本案中法院劝说自诉人撤回起诉的做法较为合理。第四部分阐述了案例分析的启示。本文提出三个方面的完善建议:明确诽谤罪的公诉标准、完善自诉转公诉程序的规定、自诉权救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