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我国证券市场不断出现欺诈发行、虚假陈述等违法违规行为,严重损害了投资者的权益。对于投资者而言,通常只能以民事诉讼的方式进行维权,从以往司法案例统计来看,通过司法途径解决往往存在诉讼时间冗长,程序繁琐等弊端,无法有效使投资者获得赔偿。因此,在我国证券市场中先后出现了三起“先试先行”的先行赔付案例,为后续先行赔付制度的推行起到了奠定作用。终于,在2019年新修订的《证券法》中首次将先行赔付制度入法,说明肯定了这一制度在证券市场中的运行效果。但是在实践中还是存在先行赔付程序启动条件难以确定、赔偿协议制定没有明确标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后追偿权难以保障等问题,如果这些问题不能得到有效解决或者予以明确相关标准,势必会影响先行赔制度在证券市场的运行效果。本文的第一章分为二个部分。第一部分整理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的理论基础,结合先行赔付实践案例的分析,总结出保荐机构作为先行赔付人的优势。基于法律依据的基础上,分析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的性质,归纳为三个特性:私立救济性质、自愿公平性质以及单方允诺性质,论述了先行赔付制度入法对整个证券市场产生的积极意义。第二部分阐述了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实施的现状,从赔付结果来看实施效果显著,切实维护了投资者的权益,但是由于缺乏具体实施细则以及缺乏有效的配套激励措施从而使保荐机构先行赔付制度的推进和落实存在一定难度。第二章对先行赔付入法后的相关争议点进行了讨论。在先行赔付制度修订过程中,对先行赔付主体范围一直具有争议,是否要加入发行人,为何要删除投资者保护机构以及证券服务机构,先行赔付主体范围是否过小等问题均是讨论热点。即使《证券法》明确了三类赔付主体,但是这三者之间的职责和赔偿顺序并未明确,极有可能导致三者互相推诿从而无法达到先行赔付制度运行的效果。其次,由于先行赔付案例较少,先行赔付的适用范围是否只限于欺诈发行和虚假陈述行为?笔者针对适用范围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由于实践案例的差异对先行赔付制度的启动是否要以诉讼前置为前提也未能有定数,但是可以结合虚假陈述民事赔付中诉讼前置问题进行反推,由于近期关于民事赔偿诉讼前置程序的取消也已提上日程,因此如果前置程序取消会对先行赔付制度的启动程序带来何种影响,本章就此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笔者在先行赔付制度构建方面首先提出建议将发行人列为赔付主体,与条文中所述逻辑应当一致;其次在取消前置程序的大趋势下,对于举证责任分配方式提出了新的观点。第三章围绕保荐机构在与投资者签署的赔偿协议中关于赔偿标准认定进行了探讨。赔偿协议的制定主要是围绕先行赔付的赔偿金额范围以及适格投资者范围出发,适格投资者范围依赖于揭露日等重要时间节点的确定,只有明确了相关节点才能统计受偿的投资者,但是受偿的投资者未必一定是适格的投资者,应在合理的范围内对受偿投资者进行缩减;赔偿金额范围则依赖于赔偿计算方式的确定,欣泰电气案中在其计算方式中首次提出了证券市场系统风险的认定,使先行赔付的赔偿计算方式更趋于合理和公平。在赔偿协议制定方面首先提出了对于揭露日新的认定标准,其次在受偿投资者范围认定上建议进行合理缩减;再次提出证券市场系统风险是否存在应当由保荐机构举证证明,并提出了认定标准。最后借鉴虚假陈述司法案例中的计算方式试图为先行赔付制度找到一个最实用的计算方法。第四章对保荐机构在履行先行赔付职责后的权益保护提出了相关看法。《证券法》明确了保荐机构的追偿权,但是对于如何追偿却没有相关细则进行完善。保荐机构不仅会面临投资者进行二次诉讼赔付的风险,更有可能在先行赔付后对于超额部分无法向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追讨。在实践中,首先面对追偿的主体范围也存在着不确定性,其次对于相关责任主体之间的责任承担方式也没有相关法律依据可以明确划分。在保障保荐机构追偿权方面,结合了近期几个典型司法判决总结出责任认定划分标准;其次期望能通过引入代位求偿权以及第三方机构参与的方式来使保荐机构能尽量避免二次被诉讼的风险。